国务院新闻办审批具备新闻登载业务资质的网站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编号:1012006022
  首页 -> 正文


怀念敬爱的黄友若主任

  2017年4月13日,原水利部副部长、长江委主任黄友若去世。当曾担任过他秘书,原长江委水政局局长,现已82岁高龄的吕顶产同志将这一消息告诉我时,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而且根据家属意见,黄部长丧事从简,已经火化多时了。我悲痛之余,向吕局长连问了几个问题,他也答不上。我眼前一片空白,顿感胸口空荡荡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986年,傅秀堂(左一),文伏波(左二,中国工程院院士)陪同黄友若(中)考察三峡库区。

  黄部长虽然活到了98岁,陪同我们这些老部下步入老年,但我们都希望他永远活着。黄部长的辞世在我心中引起的巨大震动,不亚于五年前我97岁的母亲去世。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对慈爱母亲的回忆中暗暗垂泪。而慈爱的黄主任的辞世,又会增加我的怀念和悲痛。

  黄部长原名黄佑弱,一看就是扶弱济贫干革命的。1920年2月4日生,湖北枣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教员。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贵州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水电厅党组书记、厅长等。1975年任长办党组第二书记,1981年任水利部副部长,1982年任长办党组书记、主任。1984年离开长办,1990年任水利部、能源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我知道黄部长的大名,是在1975年夏天,那天,长办的所有同志集中在灯光球场,也就是今天红楼北面、会议中心西面花园的位置,听新到任的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黄友若讲话。他声音洪亮、态度谦和,说他要向长办全体职工学习,当然也包括我这个35岁的小伙子了。在臭老九满天下的文革年代,这让我真有点飘飘然了。总之,我感觉这个书记很好。但我很快出国了,到1978年8月回国时,国内已经度过毛主席逝世、打倒四人帮这些大事,黄部长也已调去白山水电站当工作组组长去了。后来又听说他当了水电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看来是正式从长办调走了。我想很难再与他相见了。

  不料,1982年,黄部长又回到了长办,担任主任、党组书记。他来到长办后,召开长办第三次党代会,我是代表之一。在那次会议上,确定一批老同志离退养,只留下62岁的叶扬眉担任副书记,71岁的林一山在党内还是常委,但显然已退居二线。黄部长正式接了林主任的班。

  据叶扬眉同志对我说,林一山对接替他担任长江委主任的人选是很慎重的。1975年黄部长来长办当第二书记时,林主任就对他说,我对你不了解,我马上去贵州问一问李葆华。此时刚从文革中解放的李葆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黄友若是贵州省水电局局长、书记。经向李葆华了解情况后,林一山对黄友若很满意,就在灯光球场上召开欢迎会,并于1982年正式交了班。那时,黄部长的家属没有来,他就住在办公室里。

  黄部长安排好办内的工作后,于1982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赴四川、湖北考察水利,随行的有文伏波(长江委副主任,后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王超俊(后为水保局副局长)、吕顶产(时任黄的秘书,后任水政局局长)、吴松樵(枢纽处总工),此外还有搞三峡地质的王工,共10来人。我作为枢纽处三峡科搞三峡两级开发方案的设计者,也参加了这次考察。

  我此次的工作主要是向黄部长汇报从云阳到涪陵河段的三峡工程上一梯级10个待选坝址,同时兼任考察团的伙食记账员。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画了一张表,记有每天的伙食开支账单。比如在石宝寨乡政府住了一晚,黄部长的花费为:早餐粮票2两,币1角;中餐,粮4两,币4角,等等。这些费用我先垫着,统一交给地方,然后再和各位算账。黄部长的伙食账由我和他的秘书吕顶产算。

  大约是出于节约考虑,黄部长要求我们这次入川不坐飞机,坐火车。在火车上历时长,我也因此得以有长时间接近黄部长,并面对面向他汇报三峡工程设计的机会。当时,他和文伏波主任坐软卧,我们坐硬卧,黄部长的软卧小间成了大家的办公室。他先让我汇报三峡的两级开发,这对我并非难题,我们在1981年就在云阳至涪陵河段选了十个坝址,先在图上作业,再做实地查勘,然后正式设计,对每一个坝址进行水利水能计算,研究出枢纽装机容量等设计参数,画出枢纽布置图,定出溢流坝、电站厂房、船闸的位置、施工导流的方式,算出造价,确定淹没人口,做出技术经济评价等等。

  火车走的是襄渝线,途经的桥梁和隧洞很多,过隧洞时,车厢顿时暗了下来,火车的啸叫声经洞壁反射回来,煞是震耳,我的汇报只能暂时停下。就这样,我用了约摸十个小时的时间才把万县的观音岩、忠县坪山坝、丰都丰稳坝、涪陵石灰窑等十个坝址汇报完。黄部长听得很耐心,偶尔问一下地质情况、移民人数、坝高、泄洪量等,也问一下国外类似工程的情况。比如美国大古力坝的装机容量、水轮机直径等。由于我是工程师,回答这些并不难,并且不完全是凭记忆,在需要的时候还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查对。我后来听说,领导听汇报一般不希望汇报人看本本,认为看本本的人记忆力不好、智商不高。但我们这些工程师往往只相信书本上或者自己记在本子上的数据。黄部长大概认同了我的这一做法,我也认定他是个技术型的领导。

  到重庆后,黄部长先后到重庆水文站、第八勘测队、岩基队,听汇报,看望老红军和家属,还看了一家自办的印刷企业。照例让我们全体参加,和火车上听汇报一样。

  我们在重庆住了两晚,就乘长江水保局的水质监测船“长清”号顺江而下,考察候选的十个坝址和三峡水库淹没区。我们在船上吃饭仍是自己出钱,由我统一结账。黄部长对船员十分客气。每到一县都有县长到码头迎接,但在食堂吃饭时无人陪同,仍是由我逐一结账。好在我在阿富汗专家组当过出纳,干这事内行。看完坝址后,我们就与地区专员(那时还有万县地区和涪陵地区)、各县县长座谈。一般是黄部长先讲,主要是讲三峡工程;文伏波主任补充;然后是地方汇报经济情况,我做记录。

    我们此行一般都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当时我感到很满意,但现在看来,条件还是太简陋了。考察团成员一律两人一个房间。文主任安排黄部长和他的秘书吕顶产住一个房间。我想也是,当时房间没有卫生间,起夜靠痰盂,总不能让已经62岁的黄部长清早去公共厕所去倒痰盂吧。其时正是金秋季节,三峡库区桔子成熟,漫山遍野都是红红的柑橘,江面还有小船叫卖,三四角钱一斤。我们也买了些放在船上,可当时节约,每天只吃那些快要烂掉的,临到宜昌下船时,才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了。有同志后悔说,早知如此,倒不如当初就先吃好的呢!黄部长平易近人,我们无拘无束,天天观看滚滚长江和两岸青山峭壁,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到了宜昌,我们就要弃船登岸了。我在房间埋头清理三峡资料,黄部长怕我误了下船,特别到房间催我:“小傅,下船了!”黄部长在宜昌看望了他的部下们,在葛洲坝设代处、宜昌水文站、前坪模型试验场转了一圈,发表了一通鼓舞士气的话,并解决了个别下属的具体困难,然后就启程去查勘清江的高坝洲、隔河岩、水布垭三个梯级开发坝址去了。我们分乘几辆吉普车沿着清江上溯而行。第一天夜宿长阳县委招待所。在查勘了隔河岩坝址后,与长阳县同志座谈。丁副县长说,水库移民有些问题,移民不搞好,县长在大年三十都过不好年。移民找县长时,县长问:钱不是都发下去了吗,为什么还找县里?移民们回答:钱是发下来了,但我们已经吃完了,没有地种,怎么办呀!丁副县长接着说:移民安置一定要和地区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地区富了移民才能稳得住,我那时从事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但这一句话深嵌在我心里,让我牢记一生,且受益无穷。

  离开长阳县城后,车队向水布垭坝址前行。只是当时水布垭坝址尚未通汽车,我们只能站山峰顶上的公路边俯视烟雾茫茫的峡谷深渊,无法去坝址查勘地质情况。不过,我们前一天在隔河岩坝址看得很细,勘总还派了一名绰号“赛诸葛”的工程师介绍地质情况。可这位工程师却受了一顿文伏波主任的批评。文主任说,你怎么老说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要讲准确些,要按坝轴线的坐标讲。文主任为人直率,办事认真,健谈又有文才,很受我们爱戴。我记得他还向我说解放前他考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士先器其身而后文艺论”,很有点辩证法。我的皮带断了,先用大号钉书钉接上,文主任看见了,就问起我家的经济状况。我说我每月工资59元,爱人比我多1元。因此“我在家说话声音小一些。”我爱人说:“我会对你好些,你可怜!”文主任听后只说了两个字——“恩爱”。因为清江这一路是吴松樵总工负责介绍,没三峡的事,我比较闲,就听文主任讲故事。

  我们在恩施州住了一晚,到郊区看了最后一个梯级——大龙潭,就打道回府了。黄部长考察过的高坝洲、隔河岩、水布垭都在后来建成了,黄部长起的作用、花的心血,就不言而喻了。

  黄部长此行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查勘荆江河段的险工险段。为此,规划处派来了许正甫高级工程师。我们先从沙市开始,考察了沙市大堤、防洪纪念碑后,渡江到荆江分洪北闸、南闸和分蓄洪区考察。然后又返回到江北考察荆江河段铁牛、郝穴等险工险段。最后马不停蹄地考察洪湖分蓄洪区。黄部长想乘船看看洪湖,不知谁说天气不好,这次不去了。隐隐约约听说机关有几件要事要黄部长处理。我们这个队伍就分乘两部车连忙赶回武汉了。

  此次考察历时20天,查勘了长江干流宜渝河段两级开发上一个梯级待选的10个坝址,三峡水库20个县市的水库移民淹没区,乘船通过云阳鸡扒子滑坡河段(此段河道较窄,水势陡峭,有大海冲浪之快感),查勘了乌江的彭水、武隆坝址,查勘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工地以及清江的高坝洲、隔河岩、水布垭、大龙潭坝址,还查勘了荆江大堤和下荆江裁弯工程。沿途与库区各县进行了座谈,了解他们对水库移民工作的意见。

  回到长办以后,黄部长要给钱正英部长写信,起草信件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写好后,先交给文主任看。文主任看后对我说:“小傅,我一个字未动你的,但移民带有开发性这一句,看黄部长怎么说吧!”于是我也原封不动地把草稿交给了吕秘书,回到三峡科画我的三峡两级开发方案的图去了。

  考察过后不久,中央否定了两级开发的方案。这也是件大事。与一级开发相比,两级开发显然效益少些,但可减少移民,不仅中国有人提,美国陆军工程师团莫尔斯中将也有这个意见。

  大约是1986年3月,黄部长陪中央首长从三峡下来,在宜昌时,我到火车站送他返汉。他对我说:“小傅,你们党组准备调你去库区处搞移民。”我立即说:“移民我搞不了,我喜欢搞工程,不去。”黄部长说:“这是党组的信任。”我还是说:“不去!”后来党组果然要调我去,我知道库区处是黄部长为进行三峡设计在1983年成立的,也知道这是党组对我的信任和栽培,但我太爱我的水工设计专业了,我还是不想去。后来葛洲坝右岸换流站导线五孔排架的70×70厘米的钢板箱形梁强度、变形、稳定不符合规范要求,枢纽处派我带队赴现场进行补强设计和施工。由于国家计委计划在6月15日葛洲坝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这一任务实在重要了。我调工作之事党组也再不提及。就在换流站补强成功,6月15日并网发电几天之后,我正在暗喜之时,一纸任命我担任库区处处长的文书就下来了。我后来听说,党组原本计划调我去当副处长的,因为林仙同志虽然调去三经办了,但库区处处长的职位未免。黄部长说,库区处就安排两个处长。所以我在库区处就职后,对全处同志说,库区处以林处长为首。不久后,林仙被提拔为长办副总工程师,我也正式主管起库区处的工作。

  1986年我当库区处处长,1987年在湖北省水利学会旗下成立了水库移民工程专业委员会,出了三期《水库移民论文集》,召开了全省的水库移民学术讨论会,他很高兴,很支持,这很符合他的移民专业立论、立位的观点。大约是2002年吧,他已经82岁了,我们在神农架召开移民学术讨论会,请他莅临指导,专派一位处长照顾他,他欣然同意。山上很冷,我们担心他感冒,而他一直坚持,还和青年同志深入原始森林,观看千年古树。

  黄部长平易近人,十分关心群众。有一次,他询问我住房面积情况,我答:“黎安田主任23平方米,魏廷琤主任32平方米,我对换房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楼上厨房漏水,我在蚊账顶上要安放一个脚盆。”我的话大概对他有触动,后来长办在酒宝荡盖了十栋高楼,长办职工的住房面积大大改善,我也搬进了两室半一厅的新房子,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十分感谢黄部长。黄部长看到长办的办公室很挤,又把红楼加高了一层半。这些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黄部长正式离开长办,应当是1984年魏廷琤担任长办主任后,但他为三峡的事经常来武汉。他生活俭朴,不愿惊扰地方,有时到武汉后单位可能并不知情。于是就有了黄部长回汉后无人接待,只能到某某同志家里吃饭的传言。我在北京听得多了,正色解释道,黄部长在长办当主任,德高望重,威信极高,回长办无人接待完全不是事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黄部长的不尊重。

  有一次,我从一位同志口中得知黄部长来武汉了,当时是星期天,我立即通知食堂请黄部长吃饭。但黄部长已去黄冈调研去了,主管食堂的魏从富同志说:“傅主任,我们知道黄部长回汉了,很高兴,同志们星期天不休息,王八都杀了,部长又不来了。”后来,我到黄部长家把这一故事讲了,他的夫人阎司长埋怨道:“老黄,你看。”

  又有一次,我从武昌开会回长办,路过长江一桥时,黄部长突然说:“小傅,你叫我黄主任,我已不是长办主任了,也不是部长了。”我答:“那我叫您什么呢,再说,您还是长办的顾问啊!”他想了一下,说:“那倒是的”,很高兴的样子。

  2012年,黄部长从北京给我寄一本《黄友若回忆录》,扉页亲笔题词:“秀堂同志留念。黄友若,2012年7月”。

  和长江委第一任主任林一山一样,黄部长虽是军人出身,其实上却是深受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们爱戴的总工程师。他们在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且都从事水利。林主任对水利,对三峡、南水北调的贡献巨大自不必说,黄部长对水利事业,特别是水库移民的贡献也是突破性的。黄部长当上长办一把手后,在1983年组建了全国水利系统第一个专业移民设计队伍——长办库区规划设计处,据水利部、能源部规划总院朱尔明院长对我说:长办移民规划设计的力量占了全国的二分之一,单从名称而言就带有革命性,不叫移民处,而是库区规划设计处,这不是简单名称的改变,而是性质上的变化。

  黄部长没有把移民当作简单的查户口、拆房子、发现金,而是把它当成一项系统工程,一项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边缘学科。认为水库移民要做好库区规划设计,做好库区经济重建和发展计划,妥善地安置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认为每一个移民都应该有合适的生活环境、生活设施,要能发挥社会作用,要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和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移民安置要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接轨,通过移民安置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已经是开发性移民的思想了。

  黄部长高瞻远瞩,他深知不唤起国民的重视,移民工作是搞不好的,他担任水利部的副部长后,在全国的影响力更大,我国的开发性移民事业也不断进步。1984年,水利部就发布了《水利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处理设计规范》,1986年,国务院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的报告”》,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1992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加强水库移民工程的若干意见”。1993年,国务院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国家规定,移民工程和枢纽工程是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规划不落实,工程项目不得报批,更不得实施。黄部长孜孜以求,让移民立论、立位、立规、立法的问题终于得到实现,我国的移民工作由此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和康庄大道。世界银行专家、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怯尼亚教授说,中国的水库移民政策和实践是全世界最好的。

  黄部长认为移民工作要立论、立位、立规、立法,以及他为移民工作到处做报告,奔走呼号的精神,首先就感动了我,使我矢志不渝地献身于移民规划设计。如果不是黄部长倡议设立库区规划设计处这一机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担任处长,并从事移民工作的。如果没有长江委库区规划设计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的移民规划也难以得到国际公认。文院士说,过去,大学生去规划处搞移民设计,是会哭鼻子的,可如今的库区处,早已不乏博士、硕士,而且一般本科生还进不了库区处呢!

  黄部长在移民立论、立位、立规、立法问题上是说得上话的,而今斯人已去,对水库移民界是一个巨大损失,但我想,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人物应该还是有的。

  我曾好几次说,开发性移民首先提出来的应该是黄部长,有黄部长给钱正英部长的信为证,但信的底稿找不到了,我一直以此为憾。今年4月黄部长去世后,在《黄友若同志生平》中有一段:“他率先提出开发性移民的设想,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成为我国水库移民的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对黄部长的贡献做了肯定,压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我还得知,黄部长当过日语翻译。这点他没有向我讲过,他说过七七事变前曾去过日本,遇到过郭沫若同志,地下党还派他给郭老送过信,参加革命的经过也是很早的。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黄友若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系长江水利委员会原副主任)

  来源:中国水利网站 2017年6月15日

傅秀堂
责任编辑:李旸


  相关新闻:




  
最新更新


 
图片报道

首页大图模板 拷贝.jpg
首页大图模板 拷贝.jpg
首页大图模板 拷贝.jpg
首页大图模板 拷贝.jpg

主办:中国水利报社 设计制作/维护管理:北京激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投稿信箱:abc@chinawater.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3205285,18511059159 业务联系:010-63205284

京ICP备110423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