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8日下午，黄委劳模谢会贵表彰大会在甘肃兰州召开。
谢会贵和他的家人坐在前排，我注意到他一直低着头，显得激动而羞涩，那双不大的眼睛中，始终有泪光在闪动。
谢会贵上台领奖，与颁奖者握手的时间仅仅一秒钟，就匆忙往台下走，憨厚而拘谨的表情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以至于当镁光灯一齐对准他时，动作稍慢者竟无法拍到需要的照片。
谢会贵在个人的简短发言中动情地说：“比起牺牲在黄河源的水文先辈们，我所做的这些算得上什么呢？我们还有很多同志常年工作在高寒缺氧地区，要说学习，他们身上都有可学的地方。我干的工作很平凡，就是看黄河水，测流取沙看水位，只要肯吃苦耐劳，认真去干，就能把工作干好。”
参加表彰会的有专程从河南郑州赶来的黄河工会、黄委水文局的有关领导，还有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机关全体职工及西宁水文勘测局部分职工代表，总共不到一百人，可事后老谢对我说，他从来没当着这么多的人说过话，尽管事先反复准备，讲话时还是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
到艰苦的地方去，他信守青春的诺言
1975年，高中肄业参加劳动一年后的谢会贵，从他的家乡青海省贵南县被推荐到黄河水利学校学习水文。那时，18岁的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他的同学大多做过工人、教师或干部，仅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10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眉清目秀、活泼勤快的翩翩少年当做小弟弟。篮球场上，总是有他矫健的身影；歌咏会上，大家鼓励他一展歌喉；床单被褥，总有大姐姐帮他拆洗得干干净净；就连他到马道街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像，也被放在橱窗里陈列了好久。他说，那真是一段幸福时光，处处被友情、爱和青春向上的力量鼓荡着，整天都有想唱歌的感觉。两年的时光一闪而过，1977年7月，谢会贵毕业了。他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要求“到环境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很快，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把他分配到万里黄河最上游的水文站——位于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沿水文站。
谢会贵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怀着对青藏高原美好浪漫的憧憬，从开封到了西宁。西宁没有直通玛多的汽车，只有10天一班通往玉树的汽车路过玛多，这是晴天，如果遇到雨雪，发车的时间就很难说了。谢会贵在西宁等了8天，才等到了一班汽车。498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4天。过了共和县城，全是砂石路，坑坑洼洼，颠得他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高原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雨雪冰雹就毫无顾忌地落下，道路翻浆，谢会贵不停地下车帮司机推车。第四天晚上六点多，他才到达目的地。
黄河沿水文站位于玛多县城边，1955年6月建站，建站初期，曾有两位职工在测流时遭遇匪徒枪杀。谢会贵来时，站上住着县新华书店的两间土坯房，没有电，点煤油灯。听说是分来的学生，几位老职工赶快为他铺床做饭，当成宝贝似地嘘寒问暖。然而，旅途的劳顿不说，高原反应使得谢会贵头痛欲裂，心慌胸闷，连喘气都变得困难，他哪里吃得下东西？这里海拔4200多米，开水只能烧到80度，米饭永远夹生，面条也得用高压锅煮，艰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突然很想家！难以克制地想家！老站长看着这个20岁、还有些单薄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让他回家住些日子。谢家兄妹8人，排行第八的谢会贵备受宠爱。哥哥姐姐中，有在公安局、银行、林业局工作的，有的还是领导干部，在中专生还比较稀缺的上世纪70年代，为谢会贵换个工作，应该不难办。但谢会贵在家住了不到20天，还是返回了水文站，他说：给学校的决心书是自己主动递交的，必须信守诺言，绝不能当逃兵。
1978年至1979年，谢会贵连续两年参加了黄委组织的西线南水北调查勘。他的任务是水文测流和后勤服务。1978年７月27日，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第一次次有了同时测得的可比流量。８月6日，第二次测得两条河的同时可比流量，4次流量数据成了这两条源流首次实测的宝贵资料。在考察过程中，考察队长董坚峰的坐骑突然受惊，当时，谢会贵正骑马与他同行，千钧一发之际，谢会贵眼疾手快，一跃用自己的马横拦住董队长的马，并奋力死死挽住惊马的缰绳，避免了一次事故的发生。从此，董队长记住了这个踏实能干、机智勇敢的小伙子。考察结束时，董队长问谢会贵愿不愿到郑州工作，与缺氧的“世界屋脊”相比，四季分明、桃红柳绿的中原几乎就是一个温柔之乡。但想到一年前交给学校的那份决心书，谢会贵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他不是不想到内地工作，而是他必须信守自己的诺言。
玛多打冰机：一个冷酷的绰号
表彰会结束，巡测的日期也到了，老谢必须返回玛多，我们顺便一同前往。
如今这里叫玛多水文勘测分队，驻地坐落在县城东部。一排6间砖混瓦屋，同时也是黄河沿水文站的站房。分队只有3名职工：分队长梁海青、老谢和张玉和。他们管辖着黄河沿水文站、热曲黄河断面、鄂陵湖水位站。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4.1摄氏度，冬季一般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1978年1月2日，老谢和同事韩强曾在黄河沿水文断面测到过零下53摄氏度的最低气温，大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60%，烤火期长达8个月，一年四季都要生火取暖。
这是玛多冬季难得的晴天，艳阳高照，天空碧蓝，四周山坡上白雪皑皑，但气温还在零下23摄氏度。与夏天比，空气更加稀薄。当地政府机关大多已撤到西宁，只留下一两名值班人员处理紧急事务。学校也已放假，张玉和陪我20分钟就走完了整个县城。街上空寂而冷清，偶尔有一两个藏民走过。
我们的到来使得平时寂寥的水文站像过节一样热闹。连站上的两条藏獒也狂吠着显得更加欢实。为了取暖，站上的三位职工住到了一间屋子里，除了三张床，还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张小饭桌。铁皮炉子熊熊燃烧，壶里咕嘟嘟冒着水蒸气，可在一米开外，依然滴水成冰。即使你对着火炉，脊背仍感到凉飕飕的。
梁海清他们买来半只羊，煮了一盆子手抓羊肉，又用肉汤做了一锅揪面片。这些长期离家的汉子，做饭的手艺令我刮目相看。尤其是汤中那碧绿的青菜、红红的西红柿，让我不忍下口，因为这是他们平时难得吃到的东西，知道我们要来，特意提前托人从西宁带来。
口干、头痛、心慌、气短、胸闷、腿软，几乎是所有初到玛多者的第一生理感觉。由于缺氧，人们的嘴唇都是青的。即使徒手走路，走不上几步就气喘吁吁。
当年老谢来到玛多时，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人显得英俊潇洒。到这里的第五年，他开始脱发，早早地谢了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多，县城的人无论年长年少都亲切地称他“老阿爷”。老谢说，家里几代人中没有谢顶头。他之所以这样，可能与缺氧和常年吃不上新鲜蔬菜水果有关。玛多是个除了耐寒的草什么都不长的地方，整个县城没有一棵树。冻白菜是老谢他们最常吃的。把冰疙瘩一样的白菜先放在开水中焯，再放在凉水中拔，最后放在油中炒。这样几经折腾，菜中的营养早被破坏殆尽，可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谢总说自己的工作很平常,没什么好谈的。但据我采访了解，仅就在严酷高原度过30年打冰测流的岁月，说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1978年1月2日晨，一夜六七级的北风把周围的雪都卷到了位于玛多黄河大桥下的断面上。8时，谢会贵和同事韩强在断面测到了零下53摄氏度的最低气温。那天，断面积雪厚达1.5米,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一条通道, 然后轮流挥动2米多高、十几公斤重的钢钎奋力凿冰。由于高寒缺氧，稍一用力就气喘不止，甚至觉得有力用不上。一钎下去冰面上仅出现一个白点，急得两个年轻人直想掉泪。天黑了，测流所需的18个冰洞还没打完，而先打穿的冰洞又结了冰。如果等到第二天，今天的辛劳就会白费，而且还会影响测流。他们决定连夜干。他们回到站上取来手电筒，一人照着，一人继续凿冰。打完冰去安装仪器，回头还要再打一遍冰孔中新结的冰。放流速仪前，要用热水把仪器的转子部分冲开，仪器才能正常运转。可那天太冷，带来的两瓶热水用完了，转子还没冲开，无奈中两人用自己的热尿解决了这一难题。那一天，留下了这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最苦涩、也最自豪的青春记忆。如今，翻阅那些已经发黄的水文资料，我们得知：1978年1月2日，玛多水文断面雪厚1.5米，冰面最厚处1.5米。
1980年11月,为简化河源地区野外测流次数同时又必须保证水文数据的精确，黄河水文决定开展冰期试验，即每月连续7天每两小时测一次流，持续观察水文数据的变化，从而找出最能代表月平均流量的时间和数值。
那是老谢参加工作后遭遇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也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零下40摄氏度，测验断面正处于风口，冰层厚达1米多，即使后来技术熟练了，打一个直径50多厘米的冰洞最少也要半小时，更何况一个断面要依次打上十几个呢？长时间在溜滑的冰面上劳作，一不留神就会人仰马翻，谢会贵在鞋底抹一层水，一会就和冰面粘在一起，而他的脚早没了知觉，手也麻木得不听使唤。河面上除了野兽一样怒吼的寒风，只剩下铿锵的凿冰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那个冬天，老谢实在太累了。为了获取准确的数据，只要水位有变化，不分昼夜都要凿冰测流。回到站上还要自己做饭。他干脆买来几只羊，煮上一大锅羊肉，饿了，捞出一块充饥，就这样，水少了添水，肉完了加肉，煮来煮去，一个月没有洗过锅。
那个冬天，老谢日夜打冰测流的事儿县城的人都知道，他们赞叹他的吃苦敬业，对他更加友好和尊重。春节，玛多县委书记专门到站上慰问了他和他的同事们。
冬天巡测时往返一千多公里，每次出发必须带足干粮和衣服，路况不好时，一天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汽车在高原上，特别是早晨很难启动，为此一到玛多就将车辆入库，生上火炉，关紧车库门保温，夜间还需多次添煤以保证第二天正常使用。
30年中，老谢在河源区坚硬的冰面上打了多少个冰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他测量记录的数以万计的黄河水文数据，却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为黄河的治理、开发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尤其是最苦的冰期试验，老谢在冰天雪地中测下的流量、计算出的数据交给专家分析，由此实现了黄河沿水文站从驻测到冬季改为巡测的历史性跨越。不知什么时候起，老谢被人们叫成了“玛多打冰机”。这是一个很有些冷酷的绰号，因为生命是有极限的，谢会贵却不经意地超越了这个极限。
为了减轻作业强度，如今的玛多有了真的打冰机，在我们跟随老谢去黄河沿断面测流前，几个人鼓捣了一阵子，最终却由于高寒缺氧，打冰机无法正常工作。所以，老谢还是扛上他用惯的钢钎。距离玛多3公里的黄河断面，太阳异常明亮，但风如刀割，寒气逼人。那段黄河宽约四五十米，冰面厚50多厘米。老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他告诉我这是黄委主任李国英前年来河源时送给他的慰问品，御寒效果很好。毕竟老谢也是50岁的人了，又加上空气稀薄，挥动钢钎打上一阵就要呼呼喘上一阵子，一溜十几个冰洞打好，已花了近3个小时，然后,老谢跟他的同事一起，将流速仪从冰孔放入河中，随着铃声的起落，他们记下了一个又一个对于黄河至关重要的数据。
冰水测流，每年他要穿坏四条胶皮裤
刘玉平1993至1998年曾任玛多水文勘测分队负责人。他说，由于玛多黄河比较窄浅，无法用船测流，一年四季只要不封冻都要下水测量。每次，不用提醒，老谢总是第一个穿上胶裤下水，在冰冷的河水中一站就是近一个小时。工作特别主动塌实，什么事交给他都特别放心。老谢还是站上的兼职司机，这里的路况不好，陷车是常有的事。而且荒无人烟，修车时想找块石头支一下都困难，石头全部冻着，扣出来要费很大气力，有时还要从很远的地方背过来。一次，他们从热曲黄河断面测完流，已是下午6点，返回玛多途中，车坏在了距黄河乡20公里的地方。修了几个小时，连测流时穿的救生衣都垫上了，招数使尽也没修好，4个人又沿原路将车子推回黄河乡，整整在冰天雪地中折腾了一夜。
现任队长梁海青也向我证实了老谢总是第一个穿胶皮裤下水测流的事。他说，老谢工作上非常投入又很能吃苦，站上人少，外业测验他总是抢着下水，让别人做记录。再厚的冰，他总是主动想尽各种办法打开。他还兼着队上的司机，巡测时必须出车，另两个站均距玛多60公里，老谢开着车，到后照样测流，还专拣重活苦活干，等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没有额外待遇，也没有怨言。在站上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为炉子添煤，烧水，做饭，有时也到山上转转，算是锻炼身体，然后就到河边看水位。平时有点小病，很难受也不吭声，除非别人看出来强迫他休息。这些年，老谢每年平均要穿坏三四条胶皮裤，而他作为兼职司机，从手扶拖拉机、摩托车、解放牌卡车、跃进客货两用、北京吉普、切诺基到如今的皮卡，经他手开坏的车辆也有八九辆了。
林伟也曾在玛多做过老谢的同事。他说，老谢的很多事都让他感动。1991年1月，他和老谢一起测流，为了将仪器深入河底，老谢穿着皮裤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正在全神贯注地忙碌，突然，冰缝中一股暗流涌来将老谢冲倒，等把他从河里捞出来时，整个人已经成了“冰棍”。第二天，他不顾同事的劝阻，又出现在了河边。
而老谢则对我这样解释：他之所以抢着穿胶皮裤下水，是因为他在这里已经30年，基本掌握了这段河床的变化规律，遇到危险时可以应对。年轻人下水，他不放心。至于说到兼职司机的辛苦，腼腆的老谢有些得意地小声告诉我：也不光是苦，每年趁审车可以多回一趟西宁。
县委小车班司机袁学刚是老谢多年的朋友，那晚在水文站与我们聊了很久。听说老谢成了劳模，袁学刚连说了几个“应该！”激动兴奋得如同自己得了大奖似的。他说，老谢人实在、随和、热情，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助，在县城人缘特别好。上世纪80年代袁学刚在黄河乡，老谢去那里打冰测流，特别辛苦，中午啃干粮，到他那里找水喝，气候又不适应，但不管多艰苦，完不成任务老谢决不离开，那种在极度艰苦中对工作负责的态度让袁学刚非常敬佩。
超级温馨：主旋律后的小夜曲
有人说老谢在空旷荒寂的河源区待了30年，人都变傻了，不会说话了。我想说这话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老谢。
走进老谢西宁六楼上三居两厅的家，我突然对老谢有了新的感觉和把握。宽大的阳台铺设着黑色大理石台面，低矮的墙壁装饰成原始的砖墙摸样，显得时尚而富有艺术气息。晾晒衣被的升降架不经意间透出男主人对妻子的细致关爱。我粗略数了数，阳台上的花草大约有20来盆：芦荟正在孕蕾，倒挂金钟凋谢的紫色花瓣还停留在绿叶枝头，冬青、海棠、臭绣球、蟹爪兰、令箭、仙人掌等等，虽然没有名贵品种，但在严冬的西北高原城市西宁，要养活它们实属不易。柜子里大瓶的自制枸杞酒，还有从旅游景点带回的幸运石，墙上挂着一对装饰牛角。所有房间的桌子都铺着干净的台布，处处都透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我们进去时，女主人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早晨的阳光洒满了客厅，而她身后一盆硕大的玻璃翠则把屋子装点得生机盎然。我注意到，所有的电源开关都套着彩色泡沫制成的卡通装饰，那夸张的图案让人忍俊不禁。我猜想是孩子们所为，没想到女主人说，那都是老谢鼓捣的。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中药味，老谢说，为了治他的胃病，每次回来妻子都为他熬中药。
老谢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当年这个水文站能干的帅小伙娶到的可是玛多县城多少人心仪的人尖子——美丽聪明的县民贸公司出纳员。他们的婚礼几乎招来了县城所有的人。两年后，儿子出生；又两年，谢会贵被派往更加偏远的鄂陵湖水位站当了负责人，除了远处偶尔经过的汽车，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守着诺大一湖水，老谢经历了非人的寂寞。他学会了喝酒、抽烟。小儿子出生后，妻子考虑到孩子将来的教育，很想让他一起离开，到西宁安个家。可老谢无法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他割舍不下河源这片荒凉的热土。如今说到这个话题，厚道的老谢充满了自责和对前妻的理解：“顾不了家，又改不了喝酒的坏毛病，让她烦哪！”这对恩爱夫妻的感情裂缝越来越深，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在西宁，我遇到了处于黄河第一弯的唐克水文站站长党连学，他说，大约是1990年，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兰州搞水文资料整编，遇到老谢送妻子带两个孩子回甘肃渭源娘家，印象中四口之家很幸福，谢妻漂亮而有气质。他对谢妻说：“嫂子，我将来找媳妇一定找像你这样的！”没想到谢妻说：“一辈子再不嫁你们搞水文的！”
老谢与同事卡文明在鄂陵湖过年的故事在黄河上游水文职工中流传很广：那年大年三十，去玛多采购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未能回来，观测过18点的湖水位后，没有团圆的饺子，也没有辞旧迎新的鞭炮，只有两条生羊腿。老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卡文明是黄河水文系统惟一的藏族同胞，理应受到更多的关照，可过年他连家都回不去，还得待在这没吃没喝荒无人烟的鬼地方；作为站上的负责人，老谢感到很对不起卡文明，两人一边吃着生羊肉蘸盐巴，一边喝烧酒，老谢好言劝慰卡文明，劝着劝着，自己先哭了，然后两个汉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哭声在青藏高原的夜幕里久久回荡……老谢对我说，那时自己家里正闹“地震”，心里很难受又无法跟人讲，就借着那烧酒和哭声一同宣泄个够。
离婚时，妻子带走了大儿子，留下的小儿子只好交给姐姐抚养。玛多冬季实行巡测后，老谢可以在西宁待些日子。他经常到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喝闷酒，女店主张世琴了解他的情况后，相似的遭遇让他们由同情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1995年4月，张世琴带着5岁的女儿与老谢组成了现在的家。他们头天结婚，第二天老谢就去玛多驻守。几个月后，小儿子被接了回来。张世琴对小儿子视同己出，老谢也对世琴的女儿宠爱有加。世琴告诉我：虽然老谢常年不在家，自己开小吃店也很忙，但两个孩子懂事，让她省心不少。孩子们知道父母辛苦，儿子小学五年级时就会给自己和家人洗衣服，女儿婷婷10岁时就会给老谢刮胡子。放学后，兄妹俩一人炒一个菜，扣在盘子里，然后写着作业等妈妈回来。2003年，儿子考入包头铁路工程学校，世琴坐了一天一夜火车送孩子入学。到校后，看儿子在同学中显得特别弱小，很不放心，一度想把孩子带回，后在老谢反对下作罢。张世琴总是尽量让读书的孩子手头宽绰些，她说，现在别人家都是独生子女，咱条件差，但不能让娃娃在同学面前显得寒酸。老谢则坚持从严管教，儿子去包头，他很放心，他说儿子自理能力很强。张世琴说，因开饭馆长期遭油烟呛，她落下了气管炎。每次打电话，老谢第一句就问：“药吃了吗？”再婚的家庭如此和美，她很知足。她一直想去玛多看看，但老谢不让，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会发生危险。前段看《新闻联播》，才知道老谢的工作那么艰苦，但老谢从来没在她面前叫过苦。她只知道他肩膀疼，小腿一年四季都是凉的，从来没脱过棉裤，还得用狗皮包着。胃老是闷胀，但就是查不出原因。“有时因为一点小摩擦我跟他急，他也不吭声，让我尽情发火。”我说：“他常年顾不上家，是不舍得惹你生气吧？”一句话说得两口子的眼睛都红了。
也许是几十年寂寞艰苦的高原环境，如今的老谢不善言辞，但他对生活的热爱体现在每一个细部。在西宁如此，在玛多亦如此。每年春天，他都会在水文站的院子里撒上平时收集的草籽，营造一片新绿。去年，他竟然种出了两片一米见方的油菜，开花后特别高兴，邀请县城的朋友们来喝酒聊天，美其名曰“油菜花节”。
也许是曾经离散的婚姻，老谢对现在的家特别珍惜。因为妻子有气管炎，在家他会克制住几十年养成的抽烟喝酒的坏毛病，尽心尽意地呵护妻子儿女。用沙哑的嗓子唱“花儿”逗家人开心是他的保留节目。
尾声：河源之子，我的心在高原
到过河源、见过老谢的人都觉得他很苦，也许是这苦已融进了他的生活甚至生命，老谢从不把苦挂在嘴上，他只说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看水”，记录下黄河各个季节、各种气候、各类不同自然条件下的流量、蒸发量、降水量、泥沙量等数据。
但由于得到这些数据时段、条件的无法重复、无法弥补性，这一简单的工作就不简单了。且不说这些数据在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发挥的基础支撑作用，单就水文站点处在高海拔的生命禁区这点，就需要从业者特殊的奉献精神。
伟大的治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平凡的岗位来成就。谢会贵就是这平凡岗位上的代表和楷模。在不时超越生命极限的青藏高原上，他用30年的宝贵年华完成了灵与肉的“天路历程”，谱写了一曲圣者之歌，其朴素、自然、真挚、纯净犹如天籁之音，让我们感动。
老谢说：“这个工作我不干，别人也得干，既然来了，就得干好！”
被誉为“苏格兰风笛”的18世纪末的著名浪漫主义大诗人彭斯曾写过一首不朽的诗篇：
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儿
我的心儿在高原，追逐着鹿儿
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
我的心儿在高原，不管我上哪儿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位少年倜傥、中年坚忍的汉子，骨子里不正是一位浪漫诗人、素朴圣徒、河源之子吗？
记者手记:
圣者无悔
玛多那一夜，我彻夜无眠。不是不困，是无法入眠。头痛欲裂，胸闷气短，口干舌燥，冷得只想把自己缩到最小最小。当地机关大部分的人都撤到了西宁，本来就冷寂的县城在冬夜里显得更加冷寂。
县委招待所因为长久无人入住没有生火，走进去比冰窖还冷。我们只好换到车站旅馆，其实就是过去的车马店。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整座楼都没有卫生间，我大感意外。女老板在黑暗中带我走了200多米，指着一处围墙说：“进去吧！”那臭气扑鼻、污秽横流的景象在我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已是凌晨一时。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初来河源的人，只有睡得晚，才能睡得着。谢会贵为我房间的炉子添足煤，捅旺火，嘱我休息。他特意住我隔壁，怕晚上万一身体有危险，好有个照应。这不是耸人听闻，过去曾多次发生过因高原反应紧急救人的事。更何况现在是严冬，没有了植被，空气更加稀薄！
第二天才知道，老谢也是一夜无眠。据他说，我是玛多建水文站以来第一个在冬天造访这里的女性，因此对我颇不放心，夜间曾三次起来看我，见房里的灯亮着，便知道我不适应。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老谢，如今每次从西宁回到玛多，也同样遭遇严重的高原反应。人们说，“玛多打冰机”正在老化。
玛多的太阳是最令我难忘的太阳：澄澈、纯净、纤尘不染、金碧辉煌，在湛蓝得令人心醉的天空上，大方而不事张扬地把万道光芒洒向起伏、宁静、广袤的黄河源区，于是，这片土地、这条河流显得神圣而安详。
谢会贵，一名普通的黄河测工，他那腼腆而羞涩的笑容同样让我难忘。那笑容很干净，那是远离世俗纷扰的黄河源特有的笑容！
与老谢相处七天，没听他说过一个苦字，他的举止淡定而从容。无论谁问，他都会说：“我的工作很平常，只要肯吃苦耐劳，就能干好！”“国家给我发工资，让我看水，我就要把水看好！”“这里总得有人干，我不来，别人也得来！”朴朴实实，云淡风轻。
这是老谢的过人之处，也是老谢的感人之处，更是老谢的可敬之处。
来源：中国水利网 2007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