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黄河沿水文站，今天的玛多水文巡测队，几代平凡的水文人，代代相传，日复一日，重复着同一件事——看水！其中，人称“老阿爷”的谢会贵，就是这群看水人的典型代表。至今，他已经在艰苦的黄河沿干了整整二十八年。在这度日如年、用生命为代价的特殊环境里，别说工作，就是能生存下来也不容易！

翻过海拔4500多米的姜路岭，便进入了玛多县境内。远远地，群山环抱着一湾碧绿，那就是苦海。在玛多县城，提起水文站的谢会贵，绰号“老阿爷”，妇孺皆知。

谢会贵，青海省贵南县人，1957年1月10日出生，1977年7月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带着美好的梦想，告别母校，登上西去的列车，来到陇原重镇兰州，先到兰州水文总站报到后，便又只身继续西行，向海拔4200多米的目的地——黄河沿水文站，即全称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沿水文站进发。

那里，蓝蓝的天上轻轻飘着朵朵白云，绿绿的草地上牛羊悠闲地吃草散步，河谷里散落着牧民的帐篷，远山传来的牧歌钻进心窝，如泣如诉……在那里生活一天，会幻化出神仙的感觉！只可惜高寒缺氧，使这般美景很快枯萎，三天之后就会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生活一年，就如笼中困兽般无可奈何了。谢会贵没有想到，他会在这生命极限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无情岁月把小谢雕凿成了老谢。

《玛多县志》的彩色扉页上，印着谢会贵在鄂陵湖上施测流量的照片，这也许是对他的最大肯定！

在玛多县城，不论年龄大小，人们都亲切地称谢会贵为“老阿爷”。这不仅因为谢会贵为人正直，人缘好，也许还因为他有了“歇顶”。想当年，一头浓密黑发的谢会贵，算得上是一表人才的“帅哥”。只是长年生活在玛多，经常吃不上蔬菜，没几年便开始脱发了。

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黄河水利学校、曾经在黄河沿水文站工作过的马庆云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情景：

——黄河沿是玛多县城所在地，当时全县只有三千人，而县城里机关职工、家属、驻军不过两百人。全部建筑也不过是沿青康公路两侧的两排院落。从县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用不了十分钟，便可挨门挨户串个遍。县城虽小，但职能单位俱全。水文站坐落在县城中央，前有兵站，后有雷达站。县中队和导航站分别驻在县城两端。水文站大院里只有五间房子。

——这里的气温很低，每年八个月烤火期，实际上火炉常年不灭。即使在夏天，早晨也离不开棉衣，三伏天有时看来天气晴朗，一会儿刮上一阵风，便会下起雪粒或冰雹来。这里风速很大，刮起来可谓飞沙走石，沙子、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生疼。冬季在这里曾观测到摄氏零下48度的气温，实际最低温度比这还要低。从水文站到断面只有两公里多路程，骑自行车用不了五分钟。早上8时定时观测，出发前先穿好皮大衣、毡靴，戴上口罩、皮帽，扎好围巾，然后戴上烤热的皮手套，一出门就骑上自行车快速前进，往往走不到一半路，手就冻麻木了。眉毛、口罩、帽檐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室内总是生着炉子，煤是由西宁运来的，每斤煤在一角钱以上，且不能保证供应，所以大都烧牛粪。若遇大雪封山，燃料缺乏，就只好拿上麻袋到草滩上拾牛粪。烧牛粪很方便，一张纸便可点燃，着起来火势很旺，能把炉子烧红，但即使这样的旺火也只能使室温稍高于零度。一间房生一个火炉，炉子周围一米内还能感到有些热气，再远就感觉不到了。大家睡的是床板，铺的是毛毡和羊皮褥子，人睡在上面，褥子却冻结在床板上。

——这里除了低矮耐寒的野草外，什么植物也没有，栽不活树，种不成菜。有时从西宁运来一点蔬菜，到这里就腐烂了，且价格昂贵。由于气压低，水烧到摄氏80度便沸腾了，馍也难以蒸熟。那时我们都在县人委食堂就餐，为改善生活，大家抬上挂网，到黄河里去拉鱼。拉上一网能网出上千条鱼来。我们只选些大的，小的仍放回河中，围观的人谁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文革”时期，黄河沿水文站停测，1975年恢复建站，参加过建站工作的谈小平这样描述建站生活：

——初涉高原，首先遇到的麻烦是高山反应。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初上高原，就感觉呼吸困难，心跳得特别快且特别有力，似乎要蹦出胸膛来。嘴唇青紫、干裂，浑身软得连胳膊都不想抬，我大口喘着粗气，嗓子眼发干，胸口憋得慌闷难耐。更要命的是头痛，脑袋要炸裂一样不堪忍受，双手紧紧捂着脑袋不敢松开，整夜睡不着觉。此时，很容易想到《西游记》里孙悟空的紧箍咒。

——虽是夏天，昼夜温差却很大，早晚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携着高原上特有的强辐射，灼得人脸上生疼，几天下来，脸上就爆起一层层黑皮，痛得人不敢碰也不敢撕。

——到玛多的那天中午，高原像有意欢迎我们到来，天空特别晴朗，阵阵微风吹拂，蓝天上飘浮着朵朵白云，碧绿的草原上缓缓移动着羊群，好一幅美丽的图画。可傍晚时分，老天爷又似乎向我们示威。突然间狂风四起，天空翻起浓浓的乌云，一会儿便遮天蔽日，炸雷冷不丁从耳边响起，闪电像一棵倒悬于天际的古树，一道道阴森的寒光，照得大地瞬间一片雪亮……冰雹夹着雪粒和雨水倾泻而下，顷刻，草原上一片汪洋，气温骤然降低……

——最累的活要数砸石子、浇筑混凝土基础和锚锭。因当地没有河卵石，只好从数百米远的山丘上采来剥落的岩石，然后用铁锤砸成各种级配的碎石料。坚硬的花岗岩，一锤砸下去，只留个白印，满手都震出裂口和血泡，搅拌更是费力，一个个累得龇牙咧嘴地喘着粗气。

就是这样的环境，谢会贵1977年到那里就再也没离开。他说：“我上当了。”他会上什么当呢？

老谢回忆了“上当”的经过。1977年毕业前夕，学校团委、革委会天天宣传，学校广播里也不停地号召同学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领导在大会上讲：同学们，你们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祖国百废待兴，党中央号召大干快上，祖国需要你们，黄河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好男儿志在千里，你们应该到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当年的小谢一时心血来潮，就给学校革委会写了一封信，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的信被抄写成大字报贴到教室走道，学校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反复广播他的信，那几天他真的成了明星。后来，学校满足了谢会贵的要求，“我被分配到这鬼地方了。”老谢说到这儿很平静，平静得有些麻木。

“快三十年了，母校也不问问我，谢会贵，你现在还好吗？”说完，老谢哈哈一笑，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唉！谁能想起我老谢！”老谢又似乎很有自知之明地补充道。

1978年，因为谢会贵年轻、适应性强、能吃苦，参加了黄委西线南水北调考察，他的角色有两个：服务、测流。7月27日，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两条姊妹河首次有了同时测得的可比流量。8月6日，第二次测得两条河的同时可比流量，两条河的四次流量资料成了惟一说明河源两条姊妹河谁大谁小的根据。在施测四份流量的过程中，谢会贵的角色是下水测流，流量成果被记载被引用，谢会贵的名字却随东去的黄河流向远方……

河源考察不是件轻松事，高原反应的感觉难以形容，做出的饭半生半熟，用高压锅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饭后不久，就肚子胀，胀得人来回折腾，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拉肚子成了家常便饭。

那次考察，出了点小插曲。不知什么原因，考察队长骑的马突然受惊，在千钧一发之际，谢会贵奋力制服了受惊的烈马，才免考察队长一难。队长十分感动，因此也开始关注起这位小伙子，在考察路上和他无话不谈，后来他们成了忘年交。考察结束临分手时，队长对谢会贵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就找他。

后来那位队长做了更大的官，可老谢只认识朋友，打根儿里就没想到要找这位当大官的朋友帮什么忙。有同事提醒他，他就说，麻烦人家干啥。总之，老谢没有因为交了做官的朋友而刻意地去改变自身的命运。

1979年，万物复苏的春天，华夏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此改革成为国人生活的主色调，水文站也开始搞“站队结合”。这年冬天，为了适应改革，上级给这个站布置了新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这项工作在内地做起来都十分困难，在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源区，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谢会贵是这次试验的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凿冰孔的角色，在那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抬腿走路都很吃力，而他们却还要在一米多厚的冰上凿出一溜冰洞，完成试验任务。所谓试验，简单地讲就是每小时测一次流量。1980年冰期，这样的流量，他和他的同事共测了40份！是在什么环境下测出来的？高原反应——大气缺氧——摄氏零下40度！

冬季测流是很费气力的。每次测流前打冰孔就需要几个小时。用一根两米长、十来公斤重的冰穿，一下一下把一米多厚的冰层打透。由于高寒缺氧，稍一用力就喘息不止，有力使不上。打冰孔本来很费力，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还要脱掉皮大衣，累得满头大汗。一次要打十几个冰孔，需要不停地工作两三个小时。回头去安装仪器时，冰孔中又冻结了一层冰，还要再打一遍，捞净冰块。放流速仪前，需用热水把仪器的转子部分冲开，仪器才能正常运转。每次测流最少要用两瓶热水。

河上坚冰厚达15米，铺天盖地的积雪也有一米多深。就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谢会贵和他的同事硬是凿一个冰孔喘半天气地完成了冰期流量试验。“玛多打冰机”的头衔别无旁落地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是同伴们“授予”的。

凡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谢会贵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雪域找到了爱，人生最美丽的爱情！妻子是他的邻居——玛多县民贸公司的出纳员。1979年，他们在高原拜了天地，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拜呀！难道真的要扎根这里？

1984年，大儿子出世，随着儿子牙牙学语，他们才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需要读书，需要学习的条件和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水文工作实行站队结合改革，成立了西宁水文勘测局，目的是为基层一线职工建设生活基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一线水文职工看到了曙光，可老谢的妻子既不是本单位职工，又不在西宁上班，生活基地对老谢一家有什么意义？

妻子提醒老谢，你不是说某某长答应你，有困难找他吗？你去求求他，把我调到你们单位，我就可以带着孩子回西宁。老谢看看妻子、看看儿子、再看看自己，无奈啊！还是找老朋友帮帮忙吧！老谢确实遇到了困难，就开始写信，可信写好了又撕掉，后悔了又写，写成了又撕掉，反反复复，信一直没有发出。1987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世了，他还是没有给他那位做大官的朋友找麻烦。

老谢很愧疚。妻子首先是女人，女人啊！一个河西粮仓长大的女人，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种艰苦环境中，还为老谢生了俩儿子，容易吗？妻子不要求去北京、不要求去西安、也不要求去兰州，就是想带着孩子到西宁，让孩子能受到好些的教育，让老谢回来有个温暖的家，不求现在有多好，只求老了有个窝儿，合情合理，人之常情，一点也不过分！人家一个一个都调走了，可妻子的愿望一直没能变成现实。提起往事，老谢十分伤感。

1988年，妻子再也等不下去了，一对生活了十个春秋的恩爱夫妻分道扬镳了，妻子离开了玛多。谁也不能责怪他的妻子，她是不幸的。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那里长期生活、工作下去都不容易，何况一位女人呢？她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呀！

谢会贵和妻子是自由恋爱的。年轻时的谢会贵英俊潇洒，很快博得了姑娘的欢心。他们的结婚仪式上，整个玛多县城的职工、家属全都来了，热闹场面在玛多也算史无前例。离婚的时候谢会贵不吵也不闹，强忍着自己内心急剧起伏的情感，在离婚协议书上颤抖着写下“谢会贵”三个字……

离婚那天晚上，本来就善饮的谢会贵喝了很多的白酒，而且边喝边唱着《沙娃泪》——尕（小）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不知不觉翻过了日月山哪……这是一首曲调十分悲怆哀怨的青海民谣，反映了前往玛多挖金子的小伙子们背井离乡时的凄苦心情。晚上没有人来劝慰谢会贵，有的只是和他一起纵酒高歌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

妻子走了，小儿子才一岁，他只好送回老家请姐姐照顾，自己仍然回到玛多，回到他看守的那段黄河。自此，老谢开始见老，头顶也像沙化了的草地，日渐“光明”！朋友劝老谢说：“回西宁卖冰棍，再没本事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在那鬼地方强！总可以照顾孩子生活，照顾孩子学习呀！”

可老谢脑子里就剩下“黄河”两个字了，真是顽固不化！

1992年，经人介绍，他找到了第二个妻子。新妻子在西宁开了个小饭馆，她以慈母的胸怀，照顾老谢的两个儿子。他们互谅互让，家庭和睦。

有一年，老谢利用出差的机会，拜访一位调到外单位快二十年没见的同学，同学一看土里土气的老谢，硬是没让他进门。每当说起那件事，老谢就会骂娘：“他妈的，活得不如人，连老同学都看不起！”黄河啊！请您为老谢作证。

谢会贵抽烟很凶，尤其是在酒后，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抽过五六包。家人、同事都多次好言相劝，他却总是半真半假地说，死不了就是这个整法。不要因此以为他很消极，其实他很热爱生活。每年天气转暖的时候，他总是拿出平常收集的草籽精心地撒在小院内，使得荒芜的院落渐渐有了生命的绿色。在工作上他更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只是近几年来身体差了很多，对于重体力的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人们戏谑道：“玛多的打冰机已经老化了。”

在玛多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谢会贵，学会了一点藏语，但平时一般不说，只有在酒后才会说上几句。而且在酒后他最喜欢唱的是《青藏高原》和古老的藏族民歌《桑吉卓玛》，只是这些歌曲在他嘶哑的嗓子里都显得格外苍凉。

-----摘自《水文感动黄河》

相关链接：黄委对水文职工谢会贵通令嘉奖

来源：中国水利网 200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