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若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47年夏，在冀鲁豫军区情报处与胡紫青（左）同志合影
上世纪70年代黄友若（中）在丹江口工地开现场会议
黄友若（右六）在工地看移民规划图
从日本投奔延安
很早就知道水利部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老部长，名叫黄友若。他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时，我还是一名基层水利单位职工。由于年龄、辈分、职级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以为不可能有接触到他的机会。可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让我在他耄耋之年时能与他零距离接触。
初次见到黄友若，是2005年7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任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不久，去看望参加老部长党支部集体学习的老部长们。学习结束时，我送老部长们乘电梯到地下车库，在等车的时刻，我冒昧地问起黄友若留学日本的事儿来。他嘿嘿一笑说：“我哪里是叫留学啊，我在日本完全是一个工人哦。”他的普通话中带有明显的湖北口音。
黄友若告诉我，他年幼时家境不错，祖父母都深怀民主思想，支持子女投身革命。他的叔叔黄火青（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姑姑黄海明都是当地著名的共产党人，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他十二岁时离开家乡到山东泰安孤贫院学技艺，一年后从青岛乘日本客货两用船东渡日本。他说他不是去留学，而是去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打工的。他先在厨房当勤杂工，也帮留学生油印教材。工余时间，报了一个日语班学习日语，还经常参加青年会的座谈会，听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共产党人的演讲。当听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自己的同胞在受苦受难时，他一心想尽快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他对我说，那时，他是真正的“人在曹营心在汉”啊！在日本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满目疮痍的祖国和苦难深重的人民。他向往着能够尽快回归祖国，投奔延安，投入抗日的洪流中去。
在随后的接触中，黄友若向我讲述了他回国后的经历。黄友若依然清晰地记得，他是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3日从日本横滨码头踏上回国客船的。在上海登岸之后，他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径直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坚决要求去延安的请求。凭着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他在山西穿上了梦寐已久的八路军军装，并有幸搭乘朱德总司令的车从洪洞县到达临汾，再徒步行到黄河渡口，乘坐一条人畜共用的小船渡过黄河。由于黄友若精通日语，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到中宣部参谋训练班教日语，并做日军俘虏的管教工作，书写、印刷对日军宣传的各种宣传品。随后，他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学习，并在抗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历时8个月的学习中，他系统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合同战术、地形测绘、战术序列等课程，听取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特别是当面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敌后游击战争》等报告，让他这个本来就怀抱抗日之志的青年更加热血沸腾。抗大学习结束，他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去打鬼子。
从解放区深入敌占区
黄友若常对我说：“这人啊，年轻时候的经历，常常对后面的人生道路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时候是躲也躲不过的。”他说他的旅日经历，一直影响到他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安排和“文革”时期的人生。
抗大毕业后，黄友若被分配到新四军游击支队，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作为排长，他曾带领队伍与日伪军真刀真枪地打过十多次大小战斗。正当他打鬼子打得非常过瘾时，总政敌工部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到115师徐海东所在的344旅报到，并被分配到敌工科工作。在这个战斗在太行山的英雄部队里，他虽然也参加了不少著名的战役，但因为他有懂日语这个专长，领导还是让他来做对日军的宣传和对日军俘虏的管教改造工作。
后来，也是因为他擅长日语，部队首长让他从解放区打入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电影中的侦察员一样，他当时穿上对襟白布上衫、黑裤黑布鞋，头戴礼帽，腰插短枪，秘密潜入敌占区，并利用各种关系建立了八路军地下联络点，机智地侦察敌情，瓦解伪军，联络当地豪绅和天门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及时准确收集敌伪“扫荡”的情报，并在外围对敌伪据点进行重大突袭战。1941年春，黄友若通过冯庄交通线来到河南淇县，为了侦察日军动向，他在交通员刘哲民的帮助下，大胆地住到了日军指挥所隔壁的老乡关纯善家里，顺利获取了日军大量的第一手情报。1942年，在他的周密安排掩护下，冀中军区部队4000多人成功地跳出日军合围，他也因此得到吕正操等首长的特别嘉奖。由于出色的才能，他被任命为冀鲁豫敌占区工作团团长，建立地下交通线，打通被日寇切割的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各个根据地的联系。他与战友们一起建立的4条地下交通线，曾护送过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境。1943年5月，在交通线淇县交通站的掩护下，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赶赴延安；1944年2月下旬，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通过交通线淇县交通站赶赴延安……抗日战争期间，这4条交通线共掩护我党干部、军人、青年学生约1.6万人次过境，传递文件、情报数百次，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交通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期的地下工作，锻炼了黄友若胆大心细的特质。1943年，黄友若只身一人深入战略要地商丘，策反镇守商丘的汪伪中央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说服他既不要给日本人卖命，也不要投靠蒋介石，有效地稳住了张岚峰，缓解了解放区的压力。黄友若也因此被称为“孤胆英雄”。
抗战胜利后，黄友若返回冀鲁豫。经滕代远提名，黄友若任冀鲁豫大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后来又任处长，参加了著名的邯郸战役、淮海战役、济南战役，并随五兵团挺进大西南，参加了解放云贵川的战役。黄友若在部队中很善于沟通，在进军贵州时，部队中传出许多诸如“贵州蚊子像马蜂蜇死人”“贵州女人会放蛊害死人”等各种谣言，部队不少战士被蛊惑得人心涣散。黄友若给大家讲了黔驴技穷的故事，先把大家逗乐了，然后给大家讲贵州的种种好处，比如遵义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进而挽救了中国革命；四渡赤水扭转了中国革命的被动局面等等，激发了部队解放贵州的斗志。由于他有力的动员，战士们消除了对贵州的恐惧，在战斗中一个个犹如猛虎，将盘踞贵州的国民党军队当成黔之驴，日夜兼程地追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各个击溃，一举解放了贵州全境。
2015年9月2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陪同蔡其华副部长到北京医院，当场为黄友若佩戴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当时附在他的耳边问他：“您参加过那么多战役，就真的不怕牺牲吗？”黄友若半晌没有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最后才淡定地说了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大家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真诚地为他点赞。
从交通运输到水利建设
黄友若清楚地记得，他们是1949年11月14日解放贵阳的。贵阳解放后的第三天，省委组织部就派他到贵州省军管会建设接管部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苏振华，军管会主任是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接管部下设工业、公路、邮电三个管理处，他被任命为公路管理处副处长，随后又先后担任交通厅副厅长和厅长。他接管的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公路、运输机构及其附属的工厂、场地、仓库物资及其全部人员，机构庞杂，人员众多。当时的公路只有湘黔、川黔、滇黔及贵阳至广西金城连接铁路的干线，这些道路坑洼不平，还遭到国民党撤退时的严重破坏。黄友若说他在贵州交通厅也是“八年抗战”。在这八年中，他带领大家在“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的崇山峻岭中修公路、建桥梁、打涵洞，使贵州交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曾由昆明乘汽车到贵阳，沿途经过贵州西部的盘县、普安、晴隆、关岭等县，看到道路整修得很平顺，不禁对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说：“我在国内走了许多公路，但公路养护、管理、平整、舒适方面，贵州是做得最好的。”后来陈嘉庚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再一次谈起他对贵州交通的感受，周总理对周林说：“要叫陈嘉庚先生表扬一个人，或者一个地区的工作做得好，可不容易。”
有一次在陪黄友若疗养时，我问他：“您当年在交通厅干得那么好，怎么会到水利部门来呢？”“晴天霹雳！”他说出这四个字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那正是当时的切身感受。当时省委副书记找他谈话，告诉省委决定任命他为贵州水利电力厅党组书记、厅长时，他感到的就是晴天霹雳。因为贵州解放后的交通事业是他带领大家一手发展起来的，用情很深，而对于水利电力行业来说，他是门外汉，挑战太大了，他心里是有压力的。
黄友若上任的贵州水利电力厅，是刚刚由省水利局和省电力局合并成立的，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接管”。但他说他很幸运，因为在他上任后，水利电力部刚好下放了三十多位技术干部，他们大多是在反右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偏远贵州来的，都是水利电力方面的专家和技术骨干。当水电部部长刘澜波来贵州视察时对下放这么多右派到贵州向黄友若表示歉意时，黄友若却对刘澜波表示感谢。他说现在贵州水利电力人才奇缺，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这些“右派”分子，对贵州来说是雪中送炭，正好解决了贵州水利水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问题。黄友若在工作中大胆起用这些“特殊”人才，使他们在贵州猫跳河梯级水电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从他上任到1964年，全省建成了清镇、贵阳、遵义等电站，猫跳河水电梯级开发效果显著，水电火电装机容量由他上任前的1.3万千瓦增加到了22.4万千瓦，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从长江规划到三峡开发
1975年12月，黄友若告别自己战斗了26年的贵州，来到武汉，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上任伊始，黄友若沿长江中下游进行考察，协调省际水事纠纷，并带队考察了长江源头的水文地质、河流湖泊、冰川地质等情况。正当他谋划着如何熟悉长江、规划长江、开发利用长江，使长江更好地造福沿线人民的时候，他接到中组部的调令，调他到水利电力部担任水利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1981年，黄友若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随后，他以水利部副部长身份，只身来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任党委书记、主任。由于家属留在了北京，他在武汉吃住都在办公室，白天开会或视察工作，晚上看文件资料或与职工谈话，经常要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
黄友若曾对我说：“人这一生，当什么官、有什么头衔都不重要，关键是要能为国家、为人民干出几件像样的事情来。”他第二次来到长江，正赶上长江三峡工程进入规划和论证的紧要关头。为此，他率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们，对三峡地区的地形、航道运输及移民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组织人力集中开展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83年5月上中旬参加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审查会。不久，他组织起草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务院原则批准后，他亲自来到成都，向四川省委通报关于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的情况以及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回到武汉，黄友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关于加强三峡工作设计决议，他在会上号召长江流域的干部职工要集中优势，打好三峡工程这一仗。
1986年，水电部成立了以钱正英为组长、陆佑楣为副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黄友若为领导小组成员兼副秘书长及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组织了14个专家组，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三峡的地震地质、水文、泥沙、机电设备、电力、防洪、航运、施工、枢纽建筑物、水位、投资估算、移民、生态环境、经济综合评价等进行全面论证，重点聚焦三峡工程大规模移民的可行性和从移民角度确定三峡工程的水位两个问题。黄友若作为专题主持人之一，多次对三峡工程进行考察论证，并陪同中央三峡工程协调小组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查看三峡实验场模型、三斗坪坝址等，协助程子华完成了《关于长江三峡工作的调查报告》。在三峡工程开工前的20年时间里，黄友若为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他常对我说，人生其实很短，干不了几件事情，如果能参与和干成几件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死而无憾。
每当谈起三峡，黄友若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三峡建成即将蓄水发电之时，已年过八旬的黄友若激动得不能自已，当即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西江石壁高千仞，长江成湖鉴古今。洪魔难卷滔天浪，神女笑吟世纪新。”
从政策研究到情系移民
黄友若从水利部副部长岗位退下来之后，部党组任命他担任水利部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长兼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友若充分发挥他的经验优势和智慧优势，开展电价、现代管理与体制改革、水库移民、水法研究及水利史志编写等工作。他先后在安徽六安主持召开了全国江河水利志编写座谈会，在山东烟台主持召开了移民工作会议，全面铺开水利各项政策研究工作。
在黄友若心中，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水库移民。作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友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指导和帮助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移民试点上。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曾出版了他近20万字的《水库移民文选》，汇集了他的研究论证报告、汇报及讲话发言等。他在《关于解决丹江口水库移民办法的建议》中提出了解决移民遗留问题、修订枢纽运行技术参数、提高综合效益和改进管理工作、增加装机提高电站效益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批复。他在深入三峡库区反复调研的基础上，撰写提交了《关于三峡移民政策和组织机构方案的意见》，为水利电力部党组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在“变安置性移民为开发性移民”等多个课题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水库移民的主张，如扶持移民资金来源要多渠道、多方集资、广开财源，移民遗留问题应分级负责处理，兴办移民经济实体是深化改革移民工作的必由之路，分类分批处理移民问题，水库移民要立论、立法、立位等等。黄友若在移民工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在当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许多研究成果和工作实践不仅在国内上取得成效，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黄友若对移民工作怀有一颗拳拳之心。1990年在万县召开的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经验交流会上，黄友若深情地说：“我已古稀之年，对三峡有深厚的感情，对从事三峡工作的同志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长江流域的山山水水、流域内的人民群众和经济建设，对流域各级领导在配合工作中的友好合作，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记忆。”1992年在贵州召开的全国水利志研讨会上，黄友若作了《关于编撰水利移民志问题》的专题讲话，他指出，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和移民群众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所作出的奉献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也不能忘记几十年来配合水利工程建设、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的广大干部。因此，黄友若建议在各流域江河志、各省水利志的体例中，列出移民专志或者专篇、专章。
人寿品自高 人间留大爱
黄友若一生征战，抗日寇，为解放，搞交通，建水利，促三峡，安移民，经历丰富。2012年，他完成了《黄友若回忆录》，专门送我了一本，并在扉页上亲笔题写了“先有同志留念，黄友若，2012年”，笔锋遒劲，力透纸背。对他不懈奋斗和光辉闪耀的一生，我充满了敬仰之情。2015年2月15日，在他95岁生日那天，我陪同蔡其华副部长去医院为他祝寿。在他的病床前，我与蔡部长同时伸出双手，紧握四指，竖起的大拇指形成一个“V”形，学着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好声音》制作的《出彩中国人》节目中的招牌手势和口号，对着黄友若说：“出彩中国人，精彩中国梦。黄部长，出彩！精彩！”斜靠在病床上的黄友若也学着我们的手势对着我和蔡部长，笑得很开心，样子很慈祥。
2017年4月13日21时55分，黄友若因重度肺炎导致深度休克，在北京医院逝世。在与家属谈及后事时，黄友若夫人告诉我说，黄友若生前多次谈道，他最不希望去世后搞任何仪式，给组织和领导添麻烦，要简简单单地回归自然。家属根据黄友若生前遗愿，没有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只是在北京医院举行了一个家庭式的送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水利部、国务院三峡办等众多单位和领导都以不同方式对黄友若同志的去世表示了哀悼之情。我也当即写了五言绝句表达对黄友若老部长的至深情愫：“投笔奔延安，抗敌勇克难。倾情为水利，大爱驻人间。”
(作者系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17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