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多月，对于关心三峡水库的人来说，都留下了或多或少复杂的感受。已是入汛时节的长江中下游区域，却罕见地经受了持续干旱的困苦煎熬，尽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缓解下游旱情想方设法加大下泄流量，却仍成为社会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解的对象。

　　“肯定是三峡截住了本应流向下游的水才导致了大旱。”“下游大旱为什么不多放点水？”“花巨资建的水库怎么指望不上了？”种种武断的论调和不明就里的质疑，让这座年轻而健壮的水库一时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不止于此，这些声音也深深地触动着不计其数为之付出辛勤汗水甚至毕生心血的三峡工程设计者、建设者、见证者，乃至为了国家利益举家搬迁的移民的心弦。

　　对于水库，国人不乏犹豫和困惑。有人认为中国所有城市都应有水库做调蓄用水保障，但也有极端批评认为水库改变了自然生态，改变了大气环流，恨不能将其从地图上抹去而后快。好，我们不妨就以三峡水库为例来一次逆向考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峡。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今年长江中下游的大旱如何？50年一遇的严重春旱灾，洪湖告急，洞庭湖告急，鄱阳湖告急。如果三峡水库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持续向下游补给共计达215亿立方米的救急水，长江中下游将更旱。尽管三峡工程的设计主体目标为防洪、发电和航运，但其巨大的库容调蓄空间决定了十分突出的抗旱功能。正是因为有了三峡水库，才将去年拦蓄的丰水季节的洪水变害为利，实现了降雨在时间上“物理转换”，加之中下游农田灌溉设施的跟进，有旱象却无大灾，水利工程效益凸显。至于“干旱由三峡水库导致”“三峡水库阻塞了暖湿气流”一说则毫无根据。有力的证明是，今年我国长江流域的大旱并非唯一，整个北半球都在喊渴：英国遭遇了3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欧洲的北部雨量也比往年少了五成，法国则历经了1976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莫非这些国家的旱灾皆因一座水库而起？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再遇巨洪情况如何？1998年的记忆尚泛着湿气，那一年，2000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1600余亿元。12年后的2010年，三峡工程全部竣工。正是三峡工程，让荆江两岸多了一份淡定，让以前一到汛期就紧张的群众多了许多安全感。7月20日早晨8点，洪水超过1998年峰值，以7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悄悄越过薄雾中的重庆，注入一经建成就面临考验的三峡水库。经过拦蓄，洪水被三峡水库牢牢拦住，仅以4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轻巧”出库，1998年要“严防死守”，2010年则轻松得多。如果没有三峡水库，长江干流宜昌以下河段将全线超过警戒水位，部分河段的防洪形势将变得极为严峻，264.3亿立方米的洪水将直接拍打在长江中下游的堤防顶部和保堤军民紧张不安的神经上。据估算，2010年三峡工程的防洪经济效益达到了266.3亿元。仅2010年汛期防洪的直接经济效益，就大致相当于收回了三峡工程总投资的1/6。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就没有每年10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电荒”将进一步加剧。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仅替代2003—2010年的电能就要多耗去标准煤16550万吨，却释放出二氧化碳温室气体40665万吨。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就没有川江600公里的深水“黄金航道”，重庆凭借三峡工程成为深居内陆的“准沿海城市”的梦想将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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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三峡水库效益显而易见，尽管不是“拍拍脑袋就定”，而是酝酿了百年、反复协商论证了几十年、最后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郑重投票定案，仍不乏极端主义者诸多诟病。是的，如果没有三峡水库，那些早在论证之时就认识到的“弊”的一面,其命题自然也就不存在。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中国的现实生态——人口很多，资源消耗陡涨，山川河流间不仅有植被和鱼虾，还有密集的人口每天都在增长的物质需求时，或许能体会得出，不顾现实环境、理想主义地“要求”自然生态恰恰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互动、动态平衡的理性价值观。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超级人口大国，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外，注定要做一些西方国家不敢想也没做过的事，需要多一些做“第一个尝试者”的大国心态，而非畏缩不前游移旁顾。过程中不出一点错不太可能，关键在于全面地认识问题，客观地评价利弊，及时地制定应对方案，负责地解决问题，让新事物在不断的调试中磨合适应，更好地成长和发挥作用。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充分肯定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取得的巨大效益，同时不回避“后三峡”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规划蓝图，体现的正是一个大国政府执政理念的日趋成熟。

　　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三峡水库也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现实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做好三峡水利工程知识的普及，耐心细致地向公众解答三峡问题。如果没有三峡水库，恐怕也就没有水利工程与社会认知如此有机融合的机会；如果没有三峡水库，恐怕也就错过了经三峡水库而感知人与自然和谐演进的实践过程。这不啻于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