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袁玥　记者　张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建初，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参与了1988年水法的修订工作。时值水法修订施行十周年，本报记者专访了黄建初，深入了解水法修订的背景和意义。

　　适应新形势修订新水法

　　自1982年北大法律系毕业后，黄建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了30年，亲历了水法修订的前前后后。

　　“从1988年水法通过，到2001年年底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水法修订草案，这期间的13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黄建初说。

　　“1988年水法制定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黄建初回忆道，“1988年水法搭建起了水事法律规范主要的制度框架，它的实施对规范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推动水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88年水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我国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频繁、水环境恶化三大水问题仍然存在，水资源问题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为使我国水资源管理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加适应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保护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原水法的基础上，以修订草案形式对水法进行重新修订。修订后的新水法，由原来的7章53条丰富到8章82条。

　　“水法修订从我国水资源实际情况出发，以期更合理地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把我们长期在水资源管理上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使其保持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这是当时立法的总体考虑。”黄建初说道。

　　水法修订中的两个重点

　　对黄建初来说，水法修订中的两个重点令他印象深刻，十年后再谈起依旧如数家珍。

　　其一，新水法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水是一种动态、多功能的自然资源，按照水资源的自身规律和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实际，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为此，新水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了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同时，明确了要把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适当分离，按照职责分工，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黄建初认为，这样的管理思路从实际出发，能更有效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二，修订后的新水法，初步建立起了水权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规模越来越大，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剧状况越来越普遍，水权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重要法律问题。为更好地运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法在修订过程中，对水权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是明确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务院代表国家对水资源行使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为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法律依据；二是在充分考虑维护国家水资源所有权完整性，同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农民用水权益的基础上，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不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三是明确规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这在新水法中初步建立起了我国水权法律制度的框架。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第46条和第123条也作出了相关规定，使我国水权制度得到进一步推进。”黄建初说。

　　以新水法为“龙头”的水事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黄建初说：“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了30年，其间先后参与了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的水事法律法规已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包括新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国务院在水事方面的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相关地方性法规的水事法律体系。从水事法律规范角度来说，以新水法为‘龙头’的水事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关于如何深入落实新水法，黄建初说：“法律制度是动态的，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实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我们的水事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有关法律制度仍需向前发展。下一阶段，应把保障新水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水事法律法规的进一步修改完善、配套规章的制定等作为工作重点。”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12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