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浩宇
今年1月至5月底，因降雨偏少，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发生较为严重旱情。而进入6月份后，风云突变，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又连续出现强降水过程，局部地区降雨超历史极值。短时间内许多地区由望天“喊”渴到暴雨成灾。
“旱涝急转”，为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防汛抗旱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地理和气候特点决定我国是一个水旱灾害多发的国家
我国地处亚欧大陆东南部，东临太平洋，西南西北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位于季风气候区，冬季吹北风，空气干燥，全国大部地区气候干旱，夏季吹南风，空气潮湿，雨季多发生在这个时期。
我国降雨具有时间集中、强度大的特点。全年降水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湿润高温时期，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6月至9月雨量占正常年降水量的60%~80%。黄河中下游地区，海河、辽河流域，大部分集中在7月、8月，且往往又集中在几次暴雨过程中。同时夏秋台风活动频繁。直接由台风形成的暴雨洪水，主要分布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辽宁沿海地区和台湾、海南等省份。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般转向北上，风速逐渐减缓形成低压，若与北方冷空气结合，就可能深入内陆，形成大范围的暴雨洪水，在北方的暴雨洪水中占有很大比重。
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我国洪涝、干旱、台风、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较大水灾或严重干旱，平均每年有7个台风在我国沿海登陆，2/3的国土面积可能发生各种类型的洪水，大部分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威胁，相当一部分地区非涝即旱，旱涝交替。特别是聚集着全国50%以上人口、35%耕地、2/3工农业总产值的东部和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是遭受洪水威胁最为严重的地区。据统计，1990年以来，我国年均洪涝灾害损失占同期GDP的1.5%左右，年均干旱灾害损失超过同期GDP的1%，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位居我国各类自然灾害之首。
防汛抗旱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自然禀赋决定水旱灾害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防汛抗旱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大禹带领百姓“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历经10年努力，排除积水，使洪水和积涝回归大海。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2500多年前，一代名相管仲提出要将水利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看见黄河河水滔滔，老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亲自指挥黄河堵口工程，表达了“宣防塞兮万福来”的心愿，希望防范洪水，祈求平安。
“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300年前，乾隆皇帝作出如此论述。
“为政之要，其枢在水”。纵观我国历史，历代善治国者均以治水为重，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当然，治理水旱灾害不力，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以致改朝换代的事例也不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了不懈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从1950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国家集中有限财力投入攸关国计民生的水利项目，开展了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恢复、改造和扩建原有灌区并建设大量新灌区，兴建大量水库、水电站和供水工程，掀起了新中国防御水旱灾害的第一个高潮。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旱灾害，把水利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大幅度增加投入，开工兴建了三峡、小浪底、治淮、治太等一大批防洪、发电、供水、灌溉工程，并不断总结治水经验，创新工作机制，防汛抗旱除涝并举，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并重，推动防汛抗旱工作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明显提高。
依靠逐步完善的防汛抗旱减灾综合体系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我国战胜了1991年淮河大水、1998年长江大水等历次特大洪水和2001年特大干旱、2009年北方冬麦主产区大旱等历次严重干旱。据统计，1949年以来，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达3.93万亿元人民币，防洪减淹耕地1.65亿公顷，每年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大幅度减少。1991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抗旱浇地0.31亿公顷，年均挽回粮食损失3767万吨，平均每年解决2486万人的临时饮水困难。
在新时期，水旱灾害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根基，关系到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不能丝毫懈怠，必须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抗旱责任制，为人民群众筑起防御水旱灾害的钢铁长城。
防汛抗旱须警钟长鸣
“据研究，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着一次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将加速大气环流和水文循环的过程，引起降雨径流和水资源量及其时空分布的变化，从而可能导致：我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洪涝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量级可能进一步增大，总体上加剧了我国北旱南涝的现状，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多，水环境生态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所长丁留谦表示。
近些年来水旱灾害体现为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山洪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造成较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短期强降雨致使中小河流水位暴涨，一些城市进水，农田被淹。如2006年川渝大旱，2011年长江中下游大旱，2007年重庆市遭遇特大暴雨。2010年，如甘肃舟曲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1765人死亡和失踪，大量房屋倒塌损坏，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县城河床抬高形成堰塞湖，直接威胁下游10万余名群众的生命安全。2010年局部地区日降雨量超过历史极值，258座县城和城市市区进水受淹，43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丰水地区出现大面积干旱、局部地区山洪泥石流灾害，中小河流水位暴涨等新灾情出现，为我们再次敲响了防汛抗旱的警钟。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防汛抗旱形势，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自己，停留在历史的功绩簿上，要继续强化防汛抗旱体系建设，提高防汛抗旱应急管理和社会保障能力。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加大投入，整合资源，提高雨情汛情旱情预报水平。建立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着力推进县乡两级防汛抗旱服务组织建设，健全应急抢险物资储备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建设一批规模合理、标准适度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立应对特大干旱和突发水安全事件的水源储备制度。
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
2010年，长江上游发生了超过1998年洪峰流量的洪水，水利部门通过研究分析上下游水雨情变化，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科学调度三峡水利枢纽，成功防御了这次洪水。但是有了三峡水利枢纽，长江防汛就一劳永逸了吗？
按照设计，三峡水利枢纽其对大坝下游保护区的保护作用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遇到千年一遇或类似1870年洪水，还需要配合荆江地区蓄滞洪区运用，才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45.00米，从而保证荆江河段与江汉平原的防洪安全。
任何水利工程抗御洪水都有其一定的防洪标准，任何水利工程应对干旱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暴雨洪水或者干旱可能发生的量级却是不可估量的，而水利工程的防洪标准又不可能无限制提高。我们不可能打造一劳永逸的水利工程去防御可能发生的任何水旱灾害，事实上，如果有这样高标准的水利工程，那它的造价、建设周期、移民数量、技术难度都将是难以接受的，还存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这在发达国家的水利建设中也是通行的做法，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建造了防御一切标准的水旱灾害的工程。建设一定标准的水利工程，可以造福人类，遇有超标准洪水，需要人类为洪水让路，这是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遇有极端干旱灾害，需要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渡过难关，这同样是现实、经济的理性选择。
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防汛抗旱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意味深长地告诫我们，防治水患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兴修水利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
我们必须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才能更好地综合运用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去减少水旱灾害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为国家和人民守护好江河安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