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五代治黄全家福（右四，第一代治黄人傅历卿，右三，第二代治黄人傅兰亭，右二，第三代治黄人傅永光，右一，第三代治黄人傅永明）

笔者高祖父傅历卿留下的工料计算笔记

笔者祖父和祖母

傅永明的办公照片

傅永明的工作奖章

傅永明在黄河险工上工作

　　□通讯员 傅广泽

　　大河汤汤，滚滚向前，奔涌不止。

　　在黄河治理的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治黄人克服万难、勇往直前，踏寻着治黄先辈的足迹，传承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无穷匮的治黄子孙，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场纵横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伟大治黄事业之中。无数的黄河家庭为治黄事业奉献青春、奉献子孙、奉献终身，又以无数相同而又不同的治黄人生，汇集成史诗般伟大而又绚丽的治黄篇章。

　　而笔者的家族，就是这千千万万治黄大家庭中的一个。自1903年至今的117年间，前后五代，十余名家族成员依存于黄河、奉献于黄河、守护着黄河，几代人的毕生精力，凝聚以一滴大河之水的重量，随治黄事业的历史洪流不断向前迈进。

　　黄河，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傅氏家族的先人，原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东关人士。清朝初期，黄河河性多变，善决善徙，时而南决夺淮入海，时而北决投济东徙。家族中早有人士于淮阴从事河务，但因年代久远，难以追溯。受家族影响，傅氏第一代治黄人、笔者的高祖父——傅历卿（1884-1951），字世勋，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投身于治黄工作。由于黄河河道变迁及工作需要，高祖父携家带口先后辗转于郑州、聊城、惠民、滨县等地，黄河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带着家族跟到哪里。1931年，第二代黄河人、笔者的曾祖父——傅兰亭（1903年生于郑州，卒于1965年），字少卿，同样参加了治黄队伍，成为山东黄河下游北五分段的一员。随后，家族最终于1935年在滨县里则镇兰家村落户，结束了长年的奔波之旅。

　　然而，家族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本以为落地生根的傅氏家族，却再次随着民族危难的洪流漂泊沉浮。1938年，国民党为阻击日军侵华的步伐，以水代兵，人为决堤花园口，导致黄河改道入淮，并形成了惨绝人寰的黄泛区，山东黄河河道枯竭，河务机构随即解散。家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黄河，加之华北失守，家园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匪乱横行，家族的生活难以为继。因家中缺少耕地，高、曾祖父只能靠着自己的文化和以往的声望，在村中开办村塾，教人读书识字，以换取生存的口粮。最艰难的时刻，家族贫困至极被迫出门乞讨，年幼的祖父辈们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生活如同溃堤之下的蝼蚁，没有依靠，随波逐流。

　　随着民族的觉醒和革命抗争的胜利，希望的曙光再次照耀了这片几经蹂躏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为这里饱受苦难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46年，渤海解放区人民治黄机构成立后，人民政府广招贤士，熟悉河工技术的老河防人员纷纷应召入伍，高、曾祖父相继被人民政府聘请，因父子二人具有较高的治河施工技术，高祖父傅历卿被聘为高苑县治河办事处工程股股长，曾祖父傅兰亭被聘为滨县治河办事处工程股股长，父子两人同为南北两岸的治河骨干，主持并参与了多处险工、护滩的设计与修复，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在“文革”时期，曾有人以“破四旧”为名来家中讹取财物，当他们要拿走家中的一本旧书时，不识字的祖母奋不顾身的上前抢了回来，一把揣入怀中，并以“放鞋样”为由，拼命留下了这本书。后来，第三代治黄人、笔者祖父傅永明于1983年捐出了这本保留了三代，由中华民国时期山东黄河河务局出版的《历代治黄史》，为滨州编纂《黄河志》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材料。日后，当笔者问到祖母，为何拼命也要抢回那本书时，祖母神情激动的说：“我虽不识字，但我认得‘治黄’两字，我们家世代依靠黄河而生，黄河，就是我们的根啊！”

　　倾尽一生，守护黄河

　　高祖父傅历卿曾任山东河防总局中游北一营会计，擅长“打口子”（即堵口）工料计算，与当时的几个老河工，如滨州的薛九龄、李洪德、李福昌，利津的于祚堂等配合屡屡堵口胜利，成为小有名气的“打口子”能人。曾留给后人一本总结工料计算的笔记，详细记载了常用工料的计算方法，笔记字迹工整，笔力遒劲，内容详尽，是高祖父呕心沥血之作，也一直被家族视为精神传承的依托。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黄河河防工程年久失修，几乎年年出现漫溢或决口。正如1930年山东河务局呈山东省主席文称：“查鲁省河工因工款支绌，历年失修，本年又受军事影响，所有秸石埽坝防御工程均未春厢办理，以致腐朽残缺，不堪言状。”“军兴以来，核减款额，亦不能如数领到，以致三游工程千疮百孔，几无完肤。”在此背景之下，作为熟悉“打口子”技术的高祖父，常年大部分时间便是奔波于各地堵口。

　　1925年8月，黄河临濮集附近李升屯黄河堤防决口，高祖父被抽调参加李升屯工程营参与堵口。次年，工程开工，高祖父与工程队伍一起昼夜不停施工堵口。两月之间合拢了决口，赶在了春汛前竣工。当时堵口经费紧缺，当地战乱匪患频发，民国政府掣肘，工程队伍能在诸多困难之下堵复决口，堪称奇迹。

　　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了黄河南岸，烧毁河工料物，破坏抢险，欲以“引黄归故”之名，故技重施，以水代兵，水淹渤海解放区。当时高祖父正组织刘春家险工抢险，他不畏蒋军淫威，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组织河工抢修险工，保住了出险的工程，当时的《渤海日报》载文表扬了高祖父傅历卿的敬业且无畏的精神。祖父傅永明曾回忆，那时的他还在孩童时代，时常会在河岸附近捡到一些发亮的金属壳，后来才知道，那是战机扫射留下的弹壳，才意识到当时的艰险。

　　曾祖父傅兰亭在治黄工作中兢兢业业，作风扎实，尽职尽责，为滨县黄河河道治理的基础工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秋，他应时任黑龙江省水利厅厅长门金甲（曾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的邀请，前往解决当时因苏联于黑龙江北岸筑坝改变河势而造成我方南岸垮岸的问题，并负责设计建造黑龙江中苏边境处南岸防水工程。为赶修工程，曾祖父曾接连5天不曾合眼，后因工作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据祖父回忆，曾祖父回到家中，一连沉睡3天不醒，随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1965年病逝，终年仅63岁。

　　傅兰亭长子傅永光（笔者伯祖父），1947年在高苑县治河办事处参加治黄工作，因工作突出，1951年被选调黄河水利学校学习。毕业后，年仅23岁的他远离家乡，分配至黄河兰州水文站工作，后携家带口辗转吴堡、榆次、三门峡等地，为治黄工作倾其一生。傅兰亭次子傅永明（笔者祖父）1965年在滨县参加治黄工作。在任滨县修防段段长期间，组织了三次大复堤工程，建议并主持实施了北镇大堤截弯取直工作，避免了因原堤防弯道大导致易形成顺堤行洪险情的问题，同时增加了滨州城区河防的安全性。1979年春节的凌洪，西刘村平工出险，祖父日夜坚守抗洪阵地，成功组织了抢险。祖父去世后，父亲整理出了祖父大量的工作笔记，上面详细的记录着他一生处理的各项工作，被父亲用心的珍藏了起来。

　　黄河人背后的脊梁

　　毛主席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对于治黄家族的妇女而言，却是顶了家庭的整个天。

　　村里的人常说：“黄河上的男人忙的都不着家。”就笔者家族而言，即使已经安家落户，祖辈们也是为抢险、堵口等工作四处奔波，其他大部分时间也因工作需要被调往远离家的地方工作。而家庭的重担，则完完全全的落在了家族中妇女们柔弱的肩头之上。祖辈的时代，黄河部门的薪饷低，在外花销又大，有时甚至长时间没办法给家里寄一分钱。黄河职工的家属不但要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孩子，还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听老人们说，家族原来的四合小院就是曾祖母和祖母一起张罗着，在乡里乡亲们帮助下盖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前，祖母每日起早贪黑，靠拾柴、喂养猪羊补贴家用。不满十岁的父亲也早早的承担起家的责任，每日外出十多里背着重重的草料回家，村里的老人们见到后感叹说：“远处只看见一堆草垛在动，近前仔细一看是个孩子背着走”。一次祖父回家时提到工作开会时拿不准时间，很不方便。祖母便偷偷把她养了多年的大肥猪卖掉，给祖父换来一块“上海牌”手表，作为祖父下次回家的“惊喜”。

　　祖父退休后，常开玩笑的问到：“你这跟了我后光受累了，后悔不？”祖母也玩笑到：“后悔还来得及么？”二老年近六旬时，祖父带祖母去了一趟南方游玩，这是两人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在一个景点有坐花轿的娱乐项目，祖母怕花钱不坐，但祖父执意要她坐，“你十八我娶进门，那时连个花轿都没有，今天我给你补上……”

　　如今的七旬祖母，一直坚持一个人在家，不跟随儿女生活，怕拖累他们。每次我去看她，他还会重复给我讲述他们年轻时的往事，虽然她很希望我常来，嘴上却一直嘱咐我要以事业为重，汛期工作忙，不用常来看她……

　　祖辈人的爱情，没有鲜花红酒、香车宝马，甚至不能做到朝夕相伴，有的却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濡以沫，而这却是治黄人背后最坚实的脊梁。

　　传承，源于至深的感情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十分和蔼的老人，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是十分严厉。对于父亲，他认为“男人需要自己闯天下。”虽然他在黄河部门是干部，却一直让父亲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生活、学习、劳动。即使是在学业、工作等人生大事的问题上，也只让父亲自己处理。

　　父亲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而且一干就是11年。在此期间，父亲工作成绩十分优异，年年送毕业班，并受到教育局领导的赏识。记得儿时，家中书柜里摆满了父亲的各种荣誉。年幼的我也喜欢偷偷跑去父亲讲课的教室，倚在门旁满是崇拜的看着父亲讲台上飒爽的身影，直到引起学生们的哄笑后被父亲赶走，这些都成了我难忘的童年回忆。然而就在父亲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快退休的祖父却要求父亲放弃教育事业，调入黄河系统工作，父子俩为此吵了一架，父亲的一句“早为什么不管我”。让祖父哑口无言。

　　那段日子，父亲心情十分复杂、纠结，同样难过的是我，儿时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离开我心爱的操场、美丽的校园和儿时的玩伴，而父亲给了我答案，“因为我们世代治黄……”

　　进入黄河部门的父亲，成了一名办公室的文字秘书。很快，父亲就像从事教育事业那样把全部热情投入到黄河事业之中。在父亲调入黄河部门不久，他满含对黄河事业的敬仰和家族情怀写了一篇抒情散文《黄河情结》，发表于《黄河报》，后又被《滨州日报》《中国水利报》转载，我想，那应该是父亲的一片赤子之心的宣泄吧。然而面对隔行如隔山的转业，父亲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工作、学习。每个深夜，顺着办公楼漆黑的走廊，那个透着昏黄色灯光的门缝里，必定有父亲打字和书写的声音，一台笨重的老式电脑，一摞厚厚的书稿，和一间空荡寂静的办公室，就是父亲又一个奋斗人生的“三尺讲台”。每次我过去，父亲还会让我练习一个小时的打字，父亲要求严格，打的不好会迎来他的一番训斥，或许他是想让我学习一项“特长”，但谁又会想到，几年之后，打字已经普遍成为现代人所具有的一项再基本不过的能力了……

　　而我对黄河最深的感触，是源于祖父带我去河边游玩的那个下午。

　　夕阳映衬着晚霞，轻轻抚摸着波光粼粼的河水，在微风的轻声伴唱下，祖父面朝黄河伫立，夕阳的余晖掩盖了他眼角的泪水，只把一个蹒跚的背影永久的映射在我的记忆里。

　　那就是我对黄河最初的感情萌芽。

　　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我们骑车前往河边，祖父的腿脚不便，我们骑了很久才到达河岸，那时的太阳已脱去了他炙热的外衣，流露出最和蔼的一面。祖父指着河的对岸，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时的治黄工作，讲述了他抢险的经历，讲述了高、曾祖父迎着子弹和洪水抢修工程的故事……他讲了很久，后来他不再讲话，只是默默地遥望着黄河的对岸，那个高、曾祖父曾经修筑的险工，仿佛是一个孩子，遥望着河对岸的祖父和父亲，而此刻，我注意到了他眼角的那一粒晶莹……

　　像是一粒种子,落入了我的心田，并迅速地生根发芽，我对黄河的感情，不再只是对书本上那“母亲河”的敬畏，而是更深刻的感受到像祖辈一样对黄河的依偎和挚爱，感受到祖辈融入黄河的灵魂，这也使我坚定了从事黄河事业的决心。

　　2012年，刚刚走出“象牙塔”的我，如愿的踏入了治黄事业的大门。当我第一次以一名治黄工作者的身份走上黄河坝头时，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强烈情感涌上心头，仿佛是百年的情感沉淀在这一刻涌现，一种“守护黄河”的强烈使命感油然而生。此时，那个遥望彼岸祖辈的孩子仿佛变成了我自己。肩头承接着的祖辈的遗愿和使命。

　　希 望

　　在一个深秋的周末，我的一家三口来到我工作的坝头，秋日湛蓝的天空和滚滚的黄河水，构成了一幅美不可言的画卷，清凉的微风夹着红叶，在身边飘荡、辗转，2岁的女儿如一匹快乐的小马，在广场上转圈、跳跃。

　　妻子俯下身来问女儿：“爸爸在哪里工作啊？”

　　女儿想了一下，高兴地大喊：“黄河，黄河！”随后开心的手舞足蹈。

　　看着女儿开心舞蹈的身影，我感到欣慰与满足。或许，黄河最美的印象已经在她的心中播种，萌发。在不远的将来，我还会继续跟她讲更多黄河的事，更多祖辈的故事，更多我们还在续写的黄河故事……

　　来源：中国水利网站 202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