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浩伟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星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以水为脉络的文明起源图景。他认为，人类对水的管理，是文明诞生之初便已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核心命题。

　　御水，文明的起源

　　在传统认知中，史前文明城址的城墙往往被视作军事防御的产物。但陈星灿指出，通过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墙的主要作用可能并非军事防御。

　　“北方的城墙，从内蒙古、陕西、山西的石城到河南、山东的土城，可能主要是防御战争、防御侵略。”陈星灿说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的城墙，可能主要是跟防御洪水有关。”

　　良渚古城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这座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古城，城墙宽度达到三四十米甚至五六十米，相当于十来个车道。

　　“为什么需要这么宽的城墙？因为在海拔很低的长江下游地区，城墙能够提供一个高地。”陈星灿解释道，“城墙之上可以居住，防御洪水的可能性远比防御敌人的可能性更大。”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也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它与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防洪、蓄水、水运、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治水营城”“治国必先治水”的思想萌芽。

　　陈星灿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时空。他说：“过去根据传说、古史记载，认为大禹治水跟夏朝的建立有关。现在从考古上可以很清楚地说，至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跟水的利用管理有极大的关系。”

　　在浙江、湖南发现的早期水稻田，年代可追溯至6000乃至8000年前。“水稻农业，第一位就是水。没有水，水稻就无法生长。”陈星灿说，湖南、浙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了早期水稻田，昭示着人类对水的管理几乎与农业起源同步。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约公元前2300年至前2200年，辉煌的良渚文明走向衰落。考古学界仍在探讨其具体原因——洪涝、海浸，抑或干旱。

　　陈星灿认为：“旱灾和涝灾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跟水的管理失败也有很大关系。”

　　从家庭到村落，从部落到早期国家，水的管理也成为推动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动力。

　　用水，文明的发展

　　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文明图景，水与文明的关系具有普遍性。陈星灿提到：“没有哪个文明跟水没什么关系。”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因水而兴、因水而盛。尼罗河每年泛滥，却能带来肥沃的土地，滋养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泛滥，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黄河更是如此，河道南北摆动，却能带来有机质让土地可以耕种。

　　所以说，中华文明与水的深刻关联，既有人类文明的共性，又有自身独特的表达。中华民族的生活因大江大河的流动而绵延，川流不息的水文化，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陈星灿认为，从长江流域的良渚水坝，到黄河流域的大禹治水传说，再到历代延续的水利工程传统，水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更塑造了社会组织的形式、技术创新的方向，乃至国家治理的理念。

　　如果没有水，如果没有河，城市的建设也无从谈起。陈星灿列举了多个案例加以阐释，比如永定河与北京，黄河与兰州，长江与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发展、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水的管理。

　　陈星灿强调，这些认识来自具体的考古工作。“沙洋城河遗址我们做了十几年，从早期到晚期，水道怎么变化，河流怎么变化，哪个地方堵起来、哪个地方打开，都是通过考古发掘一步步了解的。”

　　正是在这样细致的田野工作中，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历史，逐渐从泥土中显影，成为可以触摸的真实。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