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宏忠 潘威

　　“三汛”主要指黄河的桃汛、伏汛和秋汛这三个涨水汛期。清朝康熙时期，黄河管理的深化催生了“三汛”呈报制度。

　　康熙十二年（1673年）曾规定，河道总督要在黄河桃汛、伏汛及秋汛等三汛平稳度汛后，向朝廷呈报本汛期间内黄河水势、工程修守以及地区成灾的情况。由于资料的问题，这一规定在康熙朝执行情况不甚明晰。至雍正朝始见有河南副总河关于黄河汛期的奏报。如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至九月间，副总河嵇曾筠分别呈报了当年立夏以后、五月、六月、七月、秋汛及八月等黄河水情，几乎涵盖全年汛期的水势情况。多数奏报中未见有涨水尺寸的记载，但从几份提到宁夏同知报告涨水尺寸的奏折中可知，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来建立的黄河上游宁夏府水报一直在持续进行。而是否有必要在奏折中上报该类信息可能取决于上奏官员，但这不排除同期题本中会有较为详细的呈报内容。雍正七年（1729年）改原副总河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也称“东河总督”），专理河南和山东河务，此后江南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继承了“三汛”呈报传统，其上报中涉及宁夏府和沁河涨水次数和尺寸等内容。

　　水报信息通过一系列的传报接递，最后以奏折或题本的形式递至朝廷，皇帝和其中枢决策机构，通过这些水文信息，可对黄河水文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从而制定和调整政策。这种中央—地方水报呈接关系运作过程，实质上是朝廷对地方官员行政作为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既满足了朝廷对黄河水环境信息的掌控需求，又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为此，清代在上行文书中，记录和书写志桩水报内容时，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清代题本和奏折是臣工上行的两种主要公文形式，题本内容事无巨细，上呈程序繁多，经手多且运行相对迟缓，所以官员往往先奏后题。河道总督等官员在上报“三汛”情况时，也分为题本和奏折两种进呈。为了迅速及时地传递该年汛期内水势情形，河道总督等首先上呈“三汛”奏折，简明扼要地报告汛期内河道整治、工程修防以及人员配置等情况。

　　例如，雍正至乾隆朝时期“三汛”奏折中涉及黄河、沁河涨水尺寸的信息逐渐增多，但其所提到的黄河涨水情形，仅笼统概括为“黄河水势长×尺×寸”。而后续上呈的题本，其内容较为详尽。如雍正末乾隆初任河东河道总督的白钟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五年（1740年）间关于黄河“秋汛”水势情况题本中，对于黄河各个汛段水势情况逐一描述，基本格式是“据×府×同知或×通判×××呈称”，其境内黄河水势“于×月×日起至×月×日止，陆续共长水×尺×寸，共消水×尺×寸，除长落相抵外，净长水×丈×尺×寸”，并奏明堤岸埽坝的安全情况，最后将本年该汛期内河南、山东两省黄河和沁河涨水尺寸进行总结。

　　对于地方官员上呈的奏、题报内容，朝廷并不盲目认同，而是基于涨水尺寸对河道、水势影响等情况进行敏锐而细致的考察和判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奏报了汛期水势工程情形折，乾隆帝据往年经验认为，下游徐州等地的涨水如果是上游来水所致，徐州等地志桩应该会陆续涨至一丈开外，今年却只“长水三尺四寸，连前长至八尺六寸”，与之前类似涨发情况并不相符，从而提出两种可能：一则为洪水水量小，另一可能是河底淤垫的缘故。所以，应该将原来单一“从河底至水面为准”的测量方法，改为从河底至水面测量和“堤顶量至水面”并用的测量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反映水位尺寸，另一方面又可以查看河道淤垫情况，以便及时疏浚。

　　至乾隆晚期，“三汛”呈报的实效性逐渐被淡化，有流于形式之嫌。不过，乾隆帝曾针对这些问题，以上谕的形式要求地方进行整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李奉翰循例奏报了《河水安澜工程巩固》折，朝廷不同于以往，对这份奏折中万锦滩等地涨水尺寸颇有批评。奏折中虽然尽述了陕州万锦滩志桩于当年七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日的连续涨水尺寸，但朝廷责其记录不认真，有瞒报谎报之嫌，“竟似有长无消，积高至一丈四五尺，一齐下注，有是理乎？”认为这些水报有“自叙勤劳”邀功之目的。朝廷在接下来的上谕中，针对这样的奏报陈式，规定以后统计“长水尺寸”时，要将“长水若干，消落若干，二次又长水若干，除初长之水业经消落外，现存底水若干尺寸，据实奏闻”。这样做，虽在水报内容的呈报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但缺乏持久的稳定性，水报到乾隆以后又回到了官样的形式。

　　“三汛”呈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关于水情、工程等防洪管理信息的交流，这一联系的建立和运行主要是基于沿黄地区间水汛文报呈递的合作。为揭示水报呈接方的关系，笔者以陕州万锦滩志桩为例，对其水报的呈报和接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通过梳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相关奏折档案可以发现，参与万锦滩志桩水报的官员身份多样，水位信息散布范围相对公开，这恰恰反映了清政府施政行为的特点——专职与兼职相结合。专职河道机构的设立有利于凸显河务的重要性，但实际操作中仍需要地方政府的参与、配合和监督。同时，按照当初设计的万锦滩志桩运作程序，涨水尺寸需要飞驰下游报告江南河道总督。但在实际运作中，江南河道总督得报情况明显少于河东河道总督。而且通过分析呈报与接报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河道总督部分涨水信息也是通过河东河道总督“咨会”所知。另外，地方督抚在水报过程中也占有相当比例，且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前后有较大的变化。

　　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清代在治河事务上具有专职河官与地方官交叉管理的特性。顺治初年，清政府沿袭前朝“总河”一职，设置河道总督，总理黄运等河事务，但当时以河道总督为代表的河官体系在力量和地位上明显较弱。治河实际上需要地方官与河官相互配合、分工协作，甚至 “一切受成于巡抚，平时工程之事，大率倚办于州县”。所以，河官和印官之间矛盾不断。后来，康熙朝基于清初在河南和江苏境建立的河官体系，开始增设管河县丞与主簿。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在山东和河南两省“特设管理道官”。雍正二年（1724年）设副总河一人管理河南河务，雍正七年（1729年）授副总河为河东河道总督，与江南河道总督分治南北两河，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的河官体系逐渐完善。

　　随着河患和治河重点向豫东地区的转移，中游万锦滩等地志桩测量涨水，对于距离其较近的豫东地区指示作用更为直接，河东河道总督对于水报管理当然责无旁贷，而水报先期设计的传递指向——江南河道总督，受交通等因素限制，则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晚清黄河改流山东后，河南巡抚参与水报的情况相对减少，水报事务在河东河道总督与河南巡抚的相互推诿中艰难地进行着，终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东河道总督及其所属厅汛被裁撤，黄河水报完全交由鲁豫省巡抚管理。彼时已近清亡时，但中游水报还是一直持续到了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