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奎

　　关于元代治河名臣贾鲁的是非功过，在元末明初民间曾经流传过一首诗歌：“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我们从中能体会到当年贾鲁治理黄河的名气和影响确实很大，但是究竟是功大还是过多？从元末以来，可以说论者不断，众说纷纭。

　　贾鲁（1297—1353年），字友恒，元代山西高平人（今山西省高平市），是元代著名的河防大臣、治河专家。黄河在元代河患非常严重。我国当代元史专家邱树森教授据《元史》的记载统计，自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的95年中，就有50多年发生过黄河决溢事件，给两岸广大地区的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贾鲁晚年的命运是怎样与治理黄河联系起来的呢？这缘于1344年那次严重的黄河决溢灾难。据《元史·河渠志》记载：“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白茅堤在今山东境内，金堤在今河南境内，豫鲁交界处，是历代黄河险工地段。此次决溢也引起了各级官府的重视，以至“省臣以闻，朝廷患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皇帝要求大臣们研究治河的对策，并任命贾鲁“行都水监（正三品官员）”。贾鲁领命都水监之后即开始“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他根据实地勘察的结果绘图并上进二策：“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即花费甚大）。”

　　贾鲁当时提出的治河方案由于遭到其他朝臣的反对未被采纳。随着事态的发展，这次黄河决溢影响地域之大、影响人口之众、持续时间之久都是罕见的，不但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危及到了朝廷的物资运输与财政收入，朝廷急需找到治河能人与治河良方。

　　至正九年（1349年）冬，“复为丞相”的脱脱主动请缨，要求主抓这次黄河治理事务。皇帝便令脱脱召集群臣再次商议治河之策。贾鲁此时的官职为“都漕运使”，明确向脱脱丞相表示“河必当治”，并再次向丞相提交此前进献的治河二策。由于贾鲁有实际的基层工作经历和工程经验，所进之策符合黄河下游当时的工程实际，丞相脱脱力排众议，果断选择了“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的治河方案，并与贾鲁说“此事非子不可”，遂向元顺帝举荐，由贾鲁具体负责本次治河工程。

　　贾鲁得到皇帝的任命之后，抓紧时间组织人力物力积极开工，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黄河决溢治理工程，是相当高效的。贾鲁治河的基本思路是“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具体施工组织采用的是先易后难的方案，“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第一步是疏浚黄陵冈以下河道，具体又分为四种情况：“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咸水河”，累计开挖新河、疏浚故道、疏浚咸水河等共计二百八十里余；第二步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第三步最难，贾鲁创造性地采用“石船堤障水法”堵塞白茅决口，将黄河“勒回故道”。整个工程耗资巨大，消耗大量木桩、榆柳杂梢、竹竿、碎石、绳索等物资材料，沉大石船一百二十艘，实属古代治河史上所少见。

　　当时的翰林大学士欧阳玄在其撰写的《至正河防记》里详细记载了贾鲁治理黄河的具体技术方案、工程措施、施工点位、河水走向、工程耗费等内容，并客观评价道：“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这是夸赞皇帝英明；“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这是表扬脱脱丞相能够及时理解皇帝的意图，知难而上；“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这是表扬贾鲁既有聪明才智，又有过人胆识，不惧怕讥评恶议，不辞辛劳，全身心投入到黄河的治理工作中去。至于说把贾鲁治河的出发点定位为“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肯定是不全面的。贾鲁治理黄河大功告成之后，皇帝大喜，把贾鲁召还京师，超拜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并命欧阳玄撰写“河平之碑”文，立碑作记，以表彰贾鲁等人的治河功绩。

　　贾鲁治理黄河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自元末以来，对贾鲁治河的得失与后果一直议论不断，有讲功者，亦不乏论过者。批评指责的声音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人对贾鲁将黄河“勒回故道”的治理方案持反对意见，甚至是直接反对治河；另一方面的指责者则更是把贾鲁治河与元朝的灭亡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贾鲁治河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使广大劳力民夫不堪重负，引起了劳力民夫的起义与斗争。

　　据《元史》记载，与脱脱、贾鲁同朝的工部尚书成遵就明确反对治河，尤其反对贾鲁“勒回故道”的治河方案，认为工程浩大难以成功，而且担心“盗贼成群，万一与挑河人夫相挺而杂起”，会致天下大乱。清代的曹玉珂、胡渭等人也曾公开对贾鲁的治河方案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听任河水北流夺大清河入海。康熙时期的河道总督靳辅也认为贾鲁治河犯了三忌：不惜民力、不审天时、不念国家隐忧。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要结合当时的黄河下游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来综合考量。

　　至于把贾鲁治河与农民起义相因果，元末就有这种说法。《元史》的撰写者宋濂本是由元及明的文官，撰写《元史》的时间也就是在贾鲁完成治河之后二十年左右，他在抄录完《至正河防记》后有一段评论：“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应该说宋濂的评价还是公允的。元末社会矛盾加剧，加上黄河水患给广大的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至正五年到至正八年（1345—1348年），贾鲁治河尚未开工，这段时间饥民与流民的抗争就一直不断，朝廷也是一面镇压一面安抚。贾鲁之所以勇挑治河重担，也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想把饥民、流民尽早从河患的灾难中解救出来。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治河发动起义也是事实，甚至用预埋“只眼石人”于黄陵冈即将开河的地段上，并事先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言，为暴动起义制造舆论。事实上韩、刘首先发动农民起义的汝、颍之地距离治河工地的起点黄陵冈尚有八百里之遥，也不是治河民夫聚集之所。治河工程能够顺利快速地如期完工，也说明当时治河民夫并没有离开工地去参加起义。只能说天下大乱直至元朝灭亡是元末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贾鲁治河并无因果联系。

　　贾鲁治河是我国古代社会黄河治理历史乃至水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采用科学的方案、先进的技术使黄河下游相对稳定了几十年，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当然，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是正常的，功过也好，恩怨也罢，任由世人评说。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