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画像 资料图片

　　□齐悦

　　黄河这条承载着中华民族光荣和希望的母亲河，哺育中华儿女的同时也给历朝百姓留下沉痛的记忆。历朝历代都异常重视治黄，从远古的“疏川导滞”到战国的“宽立堤防”，从汉代的“贾让三策”到宋代的“兴筑遥堤”，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倾其才智，尝试各种方法治理黄河。今天我们讲讲明朝万历年间的治河事迹。

　　治河保运

　　金、元以降的三百余年，黄河主流极不稳定，下游如同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或决或塞，南北游荡。黄泛之时，百姓眼睁睁看着劳动成果随“天上来”的黄河水“奔流到海不复回”，生活无以为继，就此成为流民。凡此种种，严重威胁着明朝的长治久安。

　　黄河问题以外，还有另一个心头大患难以解决，就是漕运。

　　永乐年间，成祖帝迁都北京，大批军粮、官粮和生活物资通过漕运从江南运往北方。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成为明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动脉。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纵跨五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与黄河交汇之处，情况最为复杂，黄河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无不影响着运河的通航。明廷曾多次治理黄河水患和漕运，成效最为显著的当属万历初年，这与当时内阁首辅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

　　万历元年，张居正以元辅之姿号令天下，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对农田水利建设也极为重视。而且，他出身军户，对军队后勤的重要性心知肚明，深以“治河”和“保漕”问题为忧。

　　张居正先后派万恭、傅希挚、翁大立、李世达等多位干济才臣治河、保漕。万历元年，四百万石漕粮安全北上，刚刚荣登首辅的张居正兴奋不已。万历二年，漕粮又如期安全北上，张居正更加欣慰，准备在国储充实后进一步推进改革。

　　天不遂人愿。黄河的短暂太平并不意味着百世安澜，正当张居正满怀信心，欲趁漕运通畅的大好时机大展身手时，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这年秋天，黄河在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决口北泛，淮河在高家堰决口东流，洪水在徐、邳、淮等地泛滥，殃及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船只数年不通，淮扬还不时发生水患。

　　“治河保运”的急迫任务再次横亘眼前。张居正思量再三后，支持水利专家吴桂芳的“挽淮入河”之策。他任吴桂芳为漕运总督，勉励其为国家立万年之计，救淮扬燃眉之急。

　　吴桂芳临危受命，首先疏通黄河的入海口，使黄河顺利入海，淮水亦可顺利出海，水患渐渐缓解。吴桂芳又带领百姓修筑高邮湖石堤、淮安长堤等水利工程，蓄积湖水，疏浚草湾，加固淮扬地段的漕河堤坝，提高了漕河南段的抗洪能力。

　　囿于历史条件，吴桂芳虽尽职尽责，也无力全面提升整个漕河的防洪能力。治理过程中，被忽视的漕河北段未得到彻底治理。又遇上黄河泛滥的天灾，这段河道被黄河冲毁了多处堤坝，暴露出漕运制度的许多缺陷。若能有效解决它们，无疑会是漕运的一大幸事。

　　河漕改革

　　明代河漕制度设置漕司和河道两个直属中央的管理机构：漕司保证漕河运输体系的正常运转，沟通中央、地方的漕务官员；河道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两衙门分别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理，各司其职，互相牵制。

　　这样设置的初衷虽是均衡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但有利必有弊。河道总理衙门设在山东济宁，漕运总督衙门设在江苏淮安，且不说两地相隔千里，交流不便，单是职权交错、政出多门，就有碍于统一管理。河、漕两衙门间常常互相推诿，不肯担当责任，矛盾与日俱增。

　　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在掌权之初就曾见识过河道总理与漕运总督的对峙。遇有河道“梗塞”，河道总理动辄把责任推向漕运部门；一旦延误或出现沉船事故，漕运官员就借口河道不便，把责任又推给河道衙门。

　　面对水患，河道和漕运各执一词，治河方法的争论演变成河道衙门与漕运衙门间的意气之争，工作效率低下，错失治河良机。

　　张居正和庙堂诸老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暂时裁革河道都御史，将河道与漕运两个系统合并，主管官员职能为总理河漕，提督军务，兼带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之职。这样，治水大臣就可统筹规划河道与漕运大计，还有权弹劾沿线四省不称职的文武官员。

　　设置总理河漕一职，虽可避免权力分散带来的执行效率低下，但也要求管理者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

　　吴桂芳因有资深治河经验而被朝廷委以重任，成为第一任河漕总理。但他上任伊始就猝然驾鹤西去。随着他的离去，迎来了另一位不世出的人才，他就是水利史上留名千古的潘季驯。

　　潘季驯通盘考虑治黄、治淮、保运、保祖陵、救民生这五大方面的问题，亲率幕僚奔赴一线工地考察地形、水势，足迹纵跨河、淮、江三大流域，踏遍两河沿岸的十余个州县，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解开许多疑问。

　　潘季驯摸清了黄、淮及大运河的运行规律，并依据黄河本身特点，驳斥了长期以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分疏之法，大胆提出了“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全新治河理念。

　　潘季驯奏上全面治理黄河、淮河的《两河经略疏》。他认为，只要黄河主流水量充沛、流速够快，足以将泥沙带进大海，不再沉积下游、抬高河床形成危害。为保证黄河主流的流速，潘季驯基于对黄河水沙关系的研究，提出筑堤塞河的方法，让黄河水自行解决下游淤塞问题。

　　这时恰逢张居正回籍奔丧。他不废公务，在江陵的宅第里批准了这封奏疏。

　　大明历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整黄治淮工程经过多方筹备，揭开序幕。开工之前，潘季驯曾召集众河官，在济宁总河衙门召开重要的点将会议。众河官和民夫代表举行典礼仪式，祈求天地、河神保佑顺利完成任务。其实，对于潘季驯这样的技术官僚来说，来自朝廷的压力远远大于驯服黄河。一些文官不晓得治河真机，却擅长指责任事之臣，甚至对河官进行人身攻击。

　　张居正虽然对潘季驯信任有加，但毕竟不懂专业治河理论，对潘的治河主张还是心存疑虑，尤其是当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时候。不过，当他向其他专家了解清楚事实真相、比较各种治河方案的优劣得失后，便毫不犹豫地支持潘季驯。

　　张居正一方面奏请户部、工部拨付大额水利资金，从财力上支持治河事业；一方面授予潘季驯检举大权，如遇不法官吏，可越过地方，直接向朝廷专疏弹劾，从体制上保障潘季驯顺利开展治河工作。

　　潘季驯没有辜负张居正的期望。他亲自驻扎高家堰工地，与役夫同处简陋的苇舍，认真督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施工，筑起堰体3600余丈，堵塞大小决口超过1000丈。

　　一道防线远远不够。潘季驯根据水势、地势，在河水汹涌湍急之处，留出缺口。又在离河身较远的地方，修筑第二道、第三道堤。当汹涌的洪水从缺口处涌出抵达“遥堤”时，流速逐渐减慢，储存于两堤之间，控制其危害。

　　“遥堤”之间，还有形式多样的“缕堤”“月堤”。“缕堤”就是建在河身两旁的束水堤防，“月堤”形似半月状，两端与“缕堤”相接，一旦“缕堤”被洪水冲毁，“月堤”便发挥拦水作用。遥缕并举，“重门御暴”，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

　　规模浩大的“两河”工程，在张居正和潘季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万历七年（1579年）十月大功告成，耗时仅仅一年。

　　短短一年，他们创筑土堤10万余丈，砌石堤3300丈，堵塞大小决口139 处，建减水坝4座、车坝3座、拦河顺水等坝10 道，其他细小工程不计其数。如此巨大的工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浪费，比当初预算节约河工银24万两。

　　张居正和潘季驯通力合作，黄河开始归入正道，昔日倔强不羁的“黄龙”立刻变得温顺起来，洪水退过，灾区重新建起田畴庐舍。

　　千百年来，汹涌的黄河滚滚东去。它目睹了历史沧桑和世事翻覆，曾经饱受黄河水患的黎民百姓，不会忘记贤相良臣治河之功，治河功臣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