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系统使用了“双重堤坝” 资料图片

　　□蔺楠

　　商丘黄河故道西起民权县、东至虞城县，流经宁陵、民权、梁园、虞城四个县区，全长134公里。这条横贯商丘全境的明清黄河故道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后的遗迹，被誉为“水上长城”。明清黄河故道逶迤连绵，像一条巨龙横卧在豫东大地上，它的形成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治理黄河，这得益于著名的治河专家潘季驯。嘉靖万历年间，潘季驯曾四次主持黄河整治工作，并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该理论的成功实践使黄河基本稳定下来，对商丘黄河故道的形成有重大意义。

　　明代治黄方略的变化

　　明代黄河频繁决口，河道变迁较大，黄河治理的局面复杂。以正德元年（1506年）为时间分界点，可以看出明代前后期黄河河势、治黄方略及措施存在着较大差别。明代前期，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弘治十八年（1505年），42年有决溢记载；明代后期，即正德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53年有决溢记载，可见明朝黄河水患横流，灾难之严重。明代前期，治河以“治黄保运”为主，实行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治河措施，导致黄河善决地段从河南境内下移到河南、山东、南直隶交界处。到嘉靖末年，黄河下游徐州以上河道分汊13支之多，淤积严重，连年为患。于是出现明代后期的令运避黄、束水攻沙这一新的治黄方略的重大变化。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他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25年间，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达12年之久，是“束水攻沙”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家。

　　潘季驯治理商丘黄河故道

　　隆庆五年（1571年），潘季驯二次治河。他督率民夫五万人在商丘到徐州一带疏浚黄河故道，利用枯水期治河。“束水攻沙”理论就是在此次治河中产生、发展并付诸实践。潘季驯等在对黄河丁家道口至萧县一带进行河道勘察时，偶然发现商丘虞城、夏邑地区土质特殊，泥土疏松，泥沙冲刷成槽。“自潘家口，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赵家圈，至萧县一带地方，委有河形，中间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势高亢，南趋便利，用锥钻探河底，俱系滂沙，见水即可冲刷”。即随洪水涌入，泥沙不断冲蚀剥落，渠道被冲刷深数丈，正是解决泥沙淤积、漕运受阻的问题。潘季驯不断思考治水、泥沙和筑堤的关系，把治水的重心从疏浚河道移到对河堤的修筑防护，用固定的河堤将河水控制在河槽内，然后通过水的重力冲刷河道淤泥。由此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思想逐渐形成。

　　经过潘季驯不断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束水攻沙”理论。潘季驯认为欲图长久之计，必须“以缕堤束水攻沙，以遥堤拦洪防溃”。因此，紧贴在河道两岸的束水堤坝，叫“缕堤”；在河滩之外修筑的防洪堤坝，叫“遥堤”。缕堤束水冲沙，遥堤拦洪防溢，洪水就不会肆虐成灾了。他经过多次勘察规划，又在缕堤和遥堤之间修筑格堤，在这样三重保障下，黄河被牢牢约束在遥堤之内。此次治河，商丘至徐州地段共疏浚河道80余里，筑建缕堤、遥堤3万余丈。黄河自此安澜，河道渐复。

　　随后的十几年间，河道官员和当地官员有所更换，河防日渐松弛。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沿河南至淮扬河堤惨遭“车马之蹂躏，风雨之侵蚀”，有很多冲决、卑薄之处。因此，潘季驯此次的治河任务是对河南至淮扬的黄河故道进行修复和防护。同年六月，潘季驯率领河道副使陈九仞、归德府知府陈裪及沿河州县负责河道官员沿民权县至虞城县河堤了解河道形势，掌握水性，反复勘察讨论。在此基础上开始制定治理规划，其主要思想沿用前三次治水经验，筑堤束水，并对原有河堤进行加高加厚，填筑泥土。在修筑故道时，潘季驯与沿河州县负责官员“分投帮筑，昼夜修防”。他还强调“四防二守”，即夜防、昼防、雨防、风防，官守、民守，做到“岁岁修之，岁岁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就是在潘季驯严谨实干的治河行动下，黄河故道修复工程顺利进行。

　　万历十八年六月，河南至淮扬故道修复工程全面竣工，其中河南地区荥泽、原武、中牟、郑州、阳武、封丘、祥符、陈留、兰阳、仪封、睢州、考城、商丘、虞城等十六个州县，帮筑补筑遥、缕、格堤和新旧大坝，总长共计十四万四百九十四丈，使得河南境内黄河河道初步实现了堤防化，由此改变了“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局面。商丘黄河故道也因此更加稳固，河水安流，百姓生活安定。

　　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既是一份历史责任，更是一种时代担当。商丘黄河故道是深入发掘黄河文化蕴含时代价值的重要载体，只有不断地加强基础性研究工作，才能深度发掘它的历史文化闪光点。梳理好以潘季驯为代表的历代治河名人的丰功伟绩，继承弘扬他们积极进取、敢于革新的治河精神，积极探索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方式方法，才能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