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从１９４６年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开始，人民治黄已经走过了６０年的光辉历程。６０年风雨沧桑，６０年岁岁安澜。人与洪水该怎样和谐相处？人们在回顾，在深思。
今年８８岁的黄河老人袁隆对我们坦言：洪水是人类的老师，是洪水教会我们该怎样与之相处。这话不仅充满着哲思，而且显得意味深长。
１９４９：凯歌高奏中送洪水入海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６日，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统一的治河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黄委第一任主任王化云在当年的防汛会议上指出：回忆一二两次防汛会议，我们面临蒋黄两个凶恶的敌人，把对蒋黄的斗争，作为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在第一年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决口”的方针；在第二年又提出“分期分段，重点防守，不准溃决”的方针；接受两年来防汛的经验，依据目前的状况，我们今年防汛的方针应该是“掌握重点，防守全线，强化护堤组织，建立灵通情报（包括水情及河势变化），做到及时修补、防护与抢救。”我们的任务和过去两年一样，仍然以“不准溃决”为重点。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１岁的平原省河务局副局长袁隆在张秋镇的北金堤上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段岁月。５７年后，谈起当时的情景，老人记忆犹新。是年９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首次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黄委主任的王化云后来总结：“当我们进行紧张防汛斗争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次防汛斗争的胜利，是广大治黄职工和沿河人民，向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礼物。”
那时，经过调整，平原省河务局刚刚成立。袁隆和局长张方带领几十名干部到新乡机关临时驻地，还没安住家，泾、洛、渭河和三花间的降雨电报就雪片一样飞来了。
９月１４日，花园口出现１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洪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流量持续４９小时，５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流量持续半月之久。这是一次严重的秋汛，也是黄河归故后的首次大洪水。当时的堤防残破不堪，虽经人民治黄后３年的培修加固，堤身仍然单薄，千里堤线，隐患重重，处处皆险。平原省委决定：大水期间沿黄地委、专署都可由黄委主任王化云直接调度指挥，并抽派厅局长多人分赴范县、寿张、梁山等地，带领群众守堤。于是，袁隆就和多名厅局长一起，冒着滂沱大雨登上了一辆大卡车。到黄河北岸，从范县开始，每经一村，下去一人，组织群众，砍树打桩，割掉高粱、玉米做护岸。袁隆在张秋镇两孔闸旁的大堤上，用树枝和高粱秆搭了个庵子作为抢险指挥部。他记得寿张枣包楼民埝决口，洪水倒灌金堤河，眼前一片汪洋。风浪拍打着堤身，水几乎与堤顶平，土一坯坯塌陷，情势十分危急。如果决口，向北直冲京津，将会打乱新中国成立的部署，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下游４０万军民上堤日夜防守。紧要关头，加修子埝，老百姓送土，有推车的、抬筐的、用床单兜的、洗脸盆端的，各种办法都用上了。晚上马灯一眼望不到头，像一条长长的火龙。十几天后，大堤被水泡透，背河２００米内出现很多蚁穴，后堤坡泥水不断往外淌，形势十分危急。老人还记得，离他住的地方２００米处出现一漏洞，发现后人们争着拼命堵，跳进水中组成人墙，有扛梯子、拿被子堵的，有搬石头、扛草捆的，新媳妇的被子都塞了进去。在堤上４０个日夜，没有人穿过鞋袜，喝的是黄河水，吃的是群众送上来的馍。厅局级干部一人一块漆布，工人一人一条麻袋，白天遮雨，晚上御寒，就这样坚持到胜利。
著名黄河防洪专家、９４岁的徐福龄老人也是１９４９年大水的亲历者。抗洪抢险的４０多天里他一直在一线奔波。老人回忆，当洪峰接近开封时，时任黄委技正的他、河防处长马静庭和技术员、上海交大毕业生朱恺乘坐一辆美式无棚大卡车，奉命连夜从开封出发，沿南岸大堤冒雨跟踪洪峰。到兰考，洪水距堤顶仅一尺多高，风一吹，“啪嚓”、“啪嚓”响，十分危险。三人急忙下车，徐福龄根据多年经验，指导群众用高粱秆做成“埽由”，即将高粱秆捆成把，两端用绳子系在堤顶木桩上，使之沿堤漂浮水面，以挡风浪。这是个土办法，可很管用。就这样走一路交代一路。一路上，群众都在问：“上面决口了没有？”他们说：“没有，你们守好这里就行了。”当时堤身坍塌严重，他们就指导防守人员临时打桩填柳枝或秸料，做成一级或二级护岸。在郓城，一处漏洞背河出水严重，抢堵不住，徐福龄让人找来门板抹上胶泥，扣在临河洞口，马上赶浇前戗，才把漏洞堵住。一天两夜，他们才赶到梁山段。当时，梁山大陆庄民埝决口，溃水倒灌东平湖，他们带上干粮，乘船先到口门处对入湖流量做了估测，约为３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然后进入湖区整整调查了三天，看到老运河西堤大部被冲垮，约有７００个村庄受淹，房屋多被泡塌。当地群众讲，这次洪水入湖，为铜瓦厢改道以来所罕见。徐福龄看到河水渐落后，湖水渐由庞口一带回归黄河。他想，黄河下游河道上宽下窄，泄洪能力上大下小，为了减轻窄河段的防洪负担，可以把东平湖作为一处天然的滞洪区。马静庭听了徐福龄的想法非常赞成。由于北岸寿张枣包楼一带民埝也决了口，三人又由枣包楼口门向下，顺着溃水的主流线，沿北金堤继续调查河势工情。他们估测枣包楼的分洪流量约为１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他们见到北金堤与临黄堤之间均被水淹，回水到达范县境，下边又从张庄泄入黄河。由于以上两处民埝决口分洪的影响，洪峰到达山东泺口时，削减为７４００立方米每秒。根据对东平湖和北金堤的实地调查，三人提出了查勘报告，为１９５０年确定北金堤和东平湖为滞洪区提供了依据。
此次采访，我们非常想见到人民治黄后多次大水的亲历者和指挥者、原山东河务局局长田浮萍，但由于老人身体的原因，我们的愿望没能实现。所幸的是，我们采访到了当年跟随田老在麻湾抢险的３位老人，有趣的是，后来他们先后在济南修防处主任或河务局长的岗位上离职。他们述说了各自那段难忘的经历。
姚秀文：１９４９年我２０岁，在蒲台办事处工务股当技佐，全程参加了麻湾抢险。人民治黄初期，技术上主要靠老河工。薛九龄是埽工专家，那时已近６０岁，是工务股副股长。他在晚清时１４岁干黄河，当过河防营长；工程队长李洪德当时５０岁左右，他们都是老河工，没有文化，但实践经验丰富，是当时的技术权威。麻湾北坝头险情极其险恶，县委书记、县长和垦利分局局长田浮萍都在现场，下命令死抢。开始用柳石枕，抢不住，改用埽工，从上往下放，但水深溜急，不断跑埽。１２０米的坝冲走了８０米，薛九龄主张冲到剩１０米左右再抢，那样溜势缓了，相对好抢。因为那时的河工认为抢险时跑埽是很没面子的。但县长和田浮萍都很着急，害怕再往后退，万一抢不住怎么办。田说：“抢吧！成功了我给你们记功，失败了算是花钱买经验。”这句话让在场的河工们非常感动，于是，打桩、拴绳、出埽，昼夜不停，一下子埽就抓住了河底，然后抛石、放柳枕，很快就抢住了。薛九龄很负责任，打桩后拴绳，他用拐杖一捣就知道绳的松紧，要求松紧合适，受力均匀，质量上把关很严。他说：“我经历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和共产党，内心真服的是共产党。抢了这么多漏洞，县里与办事处（指河务部门）分工明确，要人有人，要料有料，人心齐，群众听指挥，积极性高，人民治黄真正是对人民负责。”
司继颜：１９４９年我在蒲台治黄办事处当收料员，住在麻湾街一所学校内。照明用的两个汽灯通过商人从敌占区买来，不会用，找戏班管照明的人来点。那时的河工很勇敢，麻湾抢险时坝前水深流急，河工李增学身上拴上绳子，潜入水中，一是试水深，再是抓红泥（看坝前河底是沙土还是黏土，以便确定抢险方法），但漩涡太急，没抓住；然后河工王焕功下去，抓住了，很快开始进占。搂厢护岸埽由于水大溜急，土胎蛰陷，绳索崩断，随时都有跑埽的危险。紧要关头，老工程队长李洪德奋不顾身，站在即将沉入水中的埽面上指挥抢险，在最后一根麻绳断裂的一刹那，被工人李希忠一把抓上岸，真是惊心动魄，当时的《渤海日报》还对此事做了报道。
抢险期间，渤海军区文工团到北坝头抢险工地现场慰问，事先在县上化好了妆，到工地后却下起了大雨。人们都忙着抢险，演出也没人有空看。于是，文工团员也参加到抢险队伍中，冒雨扛送料物，结果一个个弄成了大花脸。县长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精神慰问。
采访中，老河工于佐堂“以淤代石”的事迹被屡屡提起。于佐堂一生参加过８６次抢险，先后三次荣立一等功，是“治黄特等功臣”，全河第一位全国劳模，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１９４９年利津王家庄险工七八段埽工同时出险，连续加料３０多坯竟不见效，随后，大溜下延至４８号磨盘埽。此时洪水一涨再涨，１小时内４８号埽身尽没水中，堤身塌去６米多长，急需大批石料。连日接连不断的抢险，已是“弹尽粮绝”，仅有的石料也是杯水车薪，从外地调运已来不及，再说全河多处险工都在告急。眼看埽头就要溃决，在此紧要关头，于佐堂急中生智，提议用麻袋装红淤泥代替石料，抛根护埽。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３４００多立方米的红淤泥装进１万多条麻袋抛至埽前，险情得以排除。这一办法很快在全河推广开来，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而且为抢险开辟了新的料源。原济南河务局局长孟庆云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曾做过于佐堂３年助手，他介绍，１９４９年于已５０开外，几十天在工地抢险，困时只是靠着料物垛打个盹儿，落下了严重的眼疾。于佐堂平时每天都到坝上转，对所辖工程的历史和现状烂熟于心，如数家珍，技术上丝毫不保守，也没有旧时的恶习，当劳模后还入了党。
８月１２日，经过事先预约，我们在济阳河务局采访到了治黄特等功臣戴令德老人。老人从随身带的尼龙绸手提袋中掏出一个方便面塑料袋，又从方便面袋中掏出两枚质地粗糙、色彩斑驳的奖章和一个红色布面小本本。我们仔细辨认：一枚是“治黄功臣——特等功”，落款是“山东省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另一枚是“１９５０年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念章；小本本是“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证”，序号是５２３号，内中除了盖有钢印的老人当年的一寸免冠照片外，还贴着他后来住院时结识的３位病友和两名护士的照片。说到１９４９年的洪水，７６岁的老人仍十分激动：那年我１９岁，与同事刘玉俊负责守坝查水。９月１６日夜，风雨交加，我在沟杨家险工查水。凌晨１点钟，值完前夜班，我沿大堤往舒家村的临时住处走，喊刘玉俊起来接班。当走到舒家村口平工段时，听到有哗哗的流水声。我循声跑去，发现背河已开始淌浑水。我到临河一看，黄水打着湍急的旋涡，我断定这就是洞口。我高喊：出漏洞了，赶快来人啊。当时我什么也没带，情急之中解下身上的油布团了团塞进洞口，可不等松手就被吸走了。我又脱下家里刚刚捎来的新夹袄和夹裤，团了团又塞上，还是不管用。眼看着洞口越来越大，我一急，就跳进河里用身子堵住洞口，只有头露出水面，我两只胳膊使劲夹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这样坚持了七八分钟，工程员王庆吉和刘玉俊听到喊声就带着人来了。他们用一个麦秸包将洞口堵上，又在洞口处修了月堤，背河做了反滤围井。就这样，经过几百人３个钟头的抢护，终于将洞口堵住。当大家把我从水中拽上来时，我冻得直哆嗦，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问老人当时有啥想法，老人慷慨激昂地说：“没啥想法，就是觉得黄河开了口子不得了，会毁掉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我这一条命算啥？”真诚的话语使得老人的眼睛炯炯发光，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在济阳河务局档案室，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奖状，上面贴有戴令德的照片，还详细记录了他被授予“特等功臣”的事迹。除了用身体堵漏外，他还是一位勇敢的捉獾能手。就在堵漏后的第三天，巡堤查水的群众在吴党庙黄河大堤发现一处獾洞，翻挖一天未果。戴令德自告奋勇，前去捕捉。一只４０多斤重的大獾从洞中出来，他伸手抓住獾的脖子，不想獾回头咬掉了他左手无名指的指甲；大家正在扑打，第二只獾跑出，他用脚猛踢，獾又咬伤他的腿，他忍痛制服了两只獾。老人撩起裤腿，左膝内侧当年獾咬过的伤疤还依稀可见。
１９４９年底，山东省防总在惠民姜楼召开安澜庆功大会，山东河务局局长江衍坤亲自给戴令德颁奖、戴花，钱正英副局长还到住处慰问他。上级发给他一身灰色粗布军装，算是对他堵漏时衣服损失的补偿。说这话时，老人脸上充满了笑容。
１９４９年的抢险，许多干部身先士卒，敢于担当，哪里有危险、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不少人家里受灾，但仍然坚守大堤；沿黄群众不计报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万众一心保家园。为了抢险需要，很多群众忍痛割了未成熟的高粱、苇子，拆了院墙，扒了门楼，甚至把建房的砖、老太太的捶布石运往工地做料物。因急用来不及计数，群众没有一人提报酬。阴雨连绵，车辆难行，几百万公斤的料物都靠人们扛着踏着泥泞送往工地。从十来岁的娃娃，到７０多岁的老人，未经动员都自愿出工。黄河工人舍生忘死，发挥了骨干作用。惠济县谷家抢险，因连续水中作业，一工程班１０人中８人生病，没有一人休息；工人郭洪英扛柳捆，一次５０多公斤，连扛３６趟；利津王庄抢险，工人李汝春因过度疲劳滑到河里，凫上岸来继续抢险；梁山修防段工人班长邵根旭，被激流卷进洞内，又从背河洞口冲出，幸免于难……４０多个日夜，没有人叫苦叫累，庆安澜时党政领导送来面粉猪肉表示慰问，在当时已是最大的安慰。
在１９４９年洪水涨落过程中，沿堤共出现漏洞４３４处，发生渗水、蛰陷、脱坡的堤段１５０多公里。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党政军民奋战４０多个昼夜，终于保住了堤防安全，５次洪峰安澜入海。
新中国成立开局之年的黄河防汛虽然仍带有明显的战争痕迹，但徐福龄等治河专家们已经认识到要给洪水以出路的道理，这为后来的滞洪区建设埋下了伏笔。１９４９年８月，王化云以黄委名义呈送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为新中国治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大西北行将解放，整个黄河将为人民所掌握。我们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与兴利并重，上中下游统筹，干支流兼顾。
９年以后，一场更大的洪峰到来了。
１９５８：最大的洪峰，最严峻的考验
１９５８年７月，黄河上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让黄委主任王化云陷入艰难的抉择。
这年，进入汛期黄河流域即接连降雨，７月１４日开始，山陕区间和三花干支流区间又连续猛烈降雨，暴雨中心５天累计雨量１００毫米，总笼罩面积８．６万平方公里，水文预报１７日午前花园口站可能出现１３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
据河南河务局干部慕光远１９９６年撰文回忆：１５日下午，河南河务局的职工们正在户外工间活动，喇叭里突然传来有紧急水情的通知，要求大家坚守岗位，做好战斗准备！１６日１６时半，慕光远受命随解放军某部某营从郑州乘专列到黄河北岸老田庵站，再到武陟县共产主义引黄闸执行防守任务。区区４０公里，却费尽周折，几乎被隔在半路。专列到达黄河南岸火车站即被红灯拦住，被告知大桥靠北端的两孔桥基部分被洪水冲垮，上部桥梁出现摆动，机车已无法通过。当时，黄河上除济南泺口铁路桥和陕西风陵渡铁路桥外，再无别的桥可通。共产主义引黄闸才竣工两个月，既未经验收，也未经洪水考验，此闸又正处确保堤段。眼看着洪水一个劲地猛涨，慕光远一行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过黄河。后来他们决定轻装搭乘大桥运石抢险的平板车抢过黄河铁桥。同时决定：如果抢过不成，就速返回郑州改乘飞机到新乡，然后由新乡乘车南下去往目的地。好在他们抢过成功，尽管是“快速在东摇西晃的桥梁上行进，脚底像没根似地……”总算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到达了目的地。两小时后，两孔铁桥断入水中，黄河南北铁路交通彻底中断……
１７日凌晨四五点种，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因汛情搅扰得彻夜朦胧的王化云惊醒，水文处副处长张林枫报告：夜间雨水情发生重大变化，三花间和伊、洛、沁河普降大暴雨，基本都在１００毫米以上。王化云感到情况严重，当即召集副主任江衍坤、赵明甫，秘书长陈东明、工务处长田浮萍、水文处副处长张林枫召开紧急会议，水情科科长陈赞庭汇报了水情。根据降雨推算，花园口站洪峰流量可能超过２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
根据防洪预案，当秦厂站发生２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时，可以相机利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但滞洪区内有１００万人口，２００多万亩耕地，分洪时群众需要大量转移，运用一次要损失４亿元。但如不分洪，千里堤防一旦失事，将给国家政治、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河官将成为千古罪人。
王化云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作为一任河官，他当然可以选择分洪，那样万无一失，他会轻松许多，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理由冠冕堂皇：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洪水，灾情险情严重，分洪完全符合预案。谁能说出什么呢？可是面对滞洪区内的百万群众、２００万亩耕地，他很难下定分洪的决心。那同样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财产啊！责任和压力沉重得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知道，这次洪水和１９３３年洪水极其相似，而那一次，黄河下游堤防６１处决溢，受灾人口２７３万，至今想来仍触目惊心。
是否分洪，水情预报成了关键。１７日整个白天，王化云寸步不离电话，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反复同防办的同志研究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和问题。他仔细盘点了黄河的家底：经过多年培修加固，堤防抗洪能力已有很大提高；经过多年防洪抢险锻炼，又处于“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大跃进年代，黄河职工和群防队伍的政治热情高，技术素质好，能打硬仗，如果后续洪水不大，汛情不再发展，全力防守，有可能让洪水顺利入海。
９时，八里胡同洪峰流量８７００立方米每秒；１３时３０分，伊洛河黑石关洪峰流量９４５０立方米每秒；而且，沁河也在一个劲地上涨……水文预报，１８日２时花园口站将出现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洪峰流量，相应水位９４．４０米……
他当即以黄河防总的名义向河南、山东黄河防指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分洪准备，以防万一。同时加强防守，争取不分洪。并派出赵明甫、汪雨亭、陈东明等分别到山东菏泽、东平湖和河南兰考东坝头、长垣县石头庄溢洪堰协助两省指挥防守。
１７日夜是个不眠之夜，王化云和田浮萍、张林枫及黄河防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在等待雨情和水情变化的最新消息。傍晚，相继传来伊、洛、沁河和三门峡以下干流区间雨势减弱的消息，但花园口站洪水开始上涨，２４时水位达到９４．４２米，洪水是否继续上涨，急待水文站进一步报告。据当时的水情科科长陈赞庭老人回忆：那时的测验设施比较落后，把大木船放在河中，人在岸上拉着，测流人在船上作业。测一次流要七八个小时，而且很危险，花园口有一位叫刘金才的测工，曾被激浪打翻到船下，钻出来后继续测验，非常勇敢。１８日晨花园口水位开始回落。花园口以上降雨大部已转为小雨或阵雨，和洪水预报基本吻合。王化云当机立断，提出了不分洪、充分利用河道排泄洪水的意见。他电话征得了黄河防汛总指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山东省省长赵健民的同意后，亲拟电文，向国务院、中央防总、水利部和河南、山东省委报告：在分析了雨情水情后，他指出：“本次洪水为１９３３年后最大的一次洪水，情况是严重的，但特点是峰高而瘦，再加黄河原来底水低，汶河水不大，整个下游可能出现中间高、两头低的形势。据此，我们认为河南、山东党政军民坚决防守，昼夜巡查，注意弱点，防止破坏，勇敢谨慎，苦战一周，不使用分洪区滞洪，就完全能战胜洪水。希望两省黄河防汛指挥部根据上述情况和精神，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部署防守，加强指挥，不达完全胜利不收兵。上述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和省委指示。”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当即发出指示电，并报告国务院。
７月１８日，正在上海开会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黄河发生特大洪水的报告后，立即停止会议，乘专机飞临黄河。他首先从空中观察了洪水情况，然后飞抵郑州，听取了王化云关于水情和防守部署的汇报，详细询问了洪峰到达下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险工的情况，毅然批准了不分洪的建议。
此时，尽管面对滔天的洪水，王化云高悬了几天的心还是感到踏实了不少，总理来了，他觉得有了依靠。
周恩来对黄河防洪做出简短安排后，又登上列车，前往郑州黄河铁路大桥视察，了解大桥的建桥历史和洪水冲毁情况。郑州铁路局的负责同志内疚地说：“我们没有保住大桥，应该向总理作检讨。”周恩来连忙安慰：“这不是你们的责任，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嘛，要紧的是积极想办法抢修。”他实地查看了大桥冲毁情况，然后走进大桥局一处大院，同迎接他的人一一握手，并冒雨向等在院子里的职工讲话。有同志给他打伞，他推开说：“你看大家不都在淋雨吗？”他勉励大家要“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工农兵一齐干，尽快修复黄河大桥。”不分洪不等于不紧张。１７日上午黄河水情发布后，沿黄党政军民紧急动员，全力以赴，把确保安全、让洪水顺利入海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周恩来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胜利的信心，２００万抗洪大军日夜坚守在大堤上，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黄河防汛总指挥吴芝圃到花园口检查防守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搬到河南黄河防汛指挥部办公，副省长、厅局长多人率领干部分赴兰考东坝头、武陟县庙宫、长垣县石头庄等重要险工、险段坐镇指挥。沿河各地、市、县书记亲临前线，领导干部分段包干负责，大批干部深入各乡、社防守责任段，和群众一起巡堤查水、抗洪抢捡，并迅速组织滩区群众迁移救护。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苏鳌亲率１１００名官兵，守护花园口大堤。当２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出现时，各地已做好了一切防守准备。
由于洪水太大，千里堤线，处处吃紧。东坝头以上大堤部分靠水，东坝头以下洪水迫岸盈堤，一般水深３至５米。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提出“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的口号，发现险情英勇抢护。河南堤防共计出现渗漏、蛰陷、脱坡、裂缝等险情１３０多处，险工出险１２处、７１坝次，均经抢护，化险为夷。
１９日，洪峰进入山东境内，沿黄军民１１０万人上堤防守。白天一片人海，夜间一片灯光，济南堤线临时架设近百公里的电灯照明线。２０日下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和副省长刘民生、李澄之等到泺口视察水情，并到盖家沟险工与正在加高大堤的民工一起挖土、抬土、加固大堤。
山东河段较窄，洪峰水位表现高，险工坝头有的洪水漫顶，有的出水只有几分米，形势相当严峻。尤其是东平湖，最高水位４４．８１米，又遭５级大风，波浪越堤而过，十分危急。在这紧急时刻，东平湖湖堤和东阿以下临黄堤普遍加修子埝，一夜之间，全河加修１米高、３米宽的子埝６００余公里。
原济南市河务局局长孟庆云告诉我们，１９５８年的黄河抗洪抢险是人民治黄最形象、最典型的诠释和集中体现。那时治黄机构的业务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沿黄乡下。白天下地帮群众干活，晚上开办夜校教群众读书认字，讲解防汛知识。河务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修防段长多为县委委员，分段长多为区委委员。汛前，县长都会主动找修防段，了解备汛中需要配合的工作。电话汇报都不放心，必须到现场查看，做到万一出险，心中有数。从老人到孩子，群众的防汛意识都很强。所以，被广泛传扬的两名少先队员发现漏洞后立即报警的事是很自然的。那是７月２２日下午１时，齐河县许坊大堤突然出现漏洞，小学生焦兰英、焦秋香发现后立即报警，县指挥部迅速组织千余人奋力抢堵，二三十名青壮年临危不惧，跳入水里抢堵洞口，５０多名搬运工人主动参战，终于转危为安。２３日下午，济南老徐庄连续发现３个漏洞，３５００人连续抢堵８小时才使大堤脱险。“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豪迈口号响彻每个人的心底，大堤上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灯火通明，张北公路上，运送料物的大小车辆排成长龙，公安干警沿线疏导，博兴县广播局、物资局、邮电局全力出动，２４小时让各指挥点通上电话，各防汛屋通上广播。石料紧缺，山东一家工厂用推土机推掉院墙，行程１２０华里将石头送到工地；工厂的发电机拉到工地供应照明，济南堤线临时架设近百公里的电灯照明线，一切都服务于抗洪抢险。
当洪水演进到山东境内时有一个人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就是时年３２岁的黄委水文处水情科科长陈赞庭。他和同事们根据干支流来水情况，推算出并预报了花园口２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并且根据天气预报，发出了后续来水不大的预告，为是否分洪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并根据洪峰尖瘦的特点，对洪水演进过程的流量，从花园口一直推算到利津。此时，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的他，看到山东堤线吃紧，心中感到特别忐忑，他突然对自己没了把握，万一预报错了，决了口子该怎么交代。还好，花园口预报水位９４．４０米，实际水位９４．４２米；东平湖预报水位４４．８０米，实际水位４４．８１米。那时，水位站半小时报一次水位。洪峰还未到艾山，接到了艾山水位突然降落的报告，陈赞庭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他冲到走廊里，大声喊着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正在厕所里的水情处副处长张林枫，张林枫慌忙跑了出来。他们对着哧哧啦啦的电话猛喊，希望对方解释原因，但任他们喊破嗓子，也没得到满意的回答。那一刻，他们都觉得下面决堤了。好在一个多小时后，水位开始回升，原来是生产堤决口所致。
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给予了巨大关怀和援助。人民解放军出动陆、海、空、炮兵、通讯、工兵等部队，并调动飞机、橡皮舟等救生工具，投入防洪抢险和滩区群众救护。短短几天里，全国各地运来麻袋、蒲包、草袋２００多万条。辽宁、江苏、广州、上海、天津、青岛等省市赶运大批抢险物资。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豫鲁两省党政军民团结奋战，用意志、汗水和血肉之躯，将这场特大洪水顺利护送入海，创造了治黄史上的奇迹，凸现了黄河防洪体制的巨大威力，彰显了人在洪水面前的主导作用。但回首历史烟云，今年８３岁的水文专家陈赞庭老人仍然感叹不已：幸亏后续洪水不大，多亏老天帮忙啊！
１９５８，人对洪水的险胜之役。
１９８２：分洪，还是不分洪，这是一个问题
１９８２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内接连发生飞机失事、轮船沉没、火车出轨事件。未雨绸缪，被称为“心腹之患”的黄河安全连带着成为焦点，让人放心不下。
这一年原本是黄河的枯水枯沙年。花园口汛期来水来沙量分别较多年平均值少９％和５３％。人们刚刚暗自庆幸，７月２９日到８月２日，三花干支流区间４万多平方公里突然暴雨连连，局部地区降大暴雨。５日累计雨量：伊河陆浑站７８２毫米，洛河赵堡站６４５毫米，沁河山路平站４５２毫米，其中伊河陆浑日最大降雨量５４４毫米。各支流与干流汇合后，８月２日，花园口站出现１５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仅次于１９５８的又一场大洪水。虽然流量比１９５８年少六七千立方米每秒，但由于河床连年淤高，郑州花园口至台前孙口河段洪水位普遍比１９５８年高１米左右。开封柳园口高２．０９米，长垣马寨至范县邢庙河段高１．５～２．０２米。黄河滩区位山以上，除原阳、中牟、开封３处高滩村庄未进水外，其余全部受淹。滩面水深普遍１米，深的达６米。共淹滩区村庄１３００多个，受灾人口９３．２７万人，耕地２１７．４４万亩，被淹农田基本绝收。
当洪峰预报发出后，河南、山东即组织３０万军民上堤防守。为有效削峰滞洪，豫鲁两省滩区群众，舍弃了丰收在望的庄稼，按要求破除了生产堤。洪水漫滩后，濮阳习城公社一小队会计兰封初，两天撑船救出滩区被淹群众２００多人，８月４日船行至深水处，因精疲力竭落水牺牲。安阳水泥厂工人马二印，回家探亲遇上黄河涨水，看到搬迁群众中一小孩落水，他跳入水中抢救，把孩子推向了岸边，自己却被洪水吞没。新乡地委组织３万人，１０小时在沁河大堤修筑子埝２１公里，避免了洪水漫溢；陆浑水库下游坝坡出险后，在公路冲毁的情况下，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颜幼臣带领部队徒步６０公里，及时赶到现场抢险；驻济南炮兵某部接到抗洪抢险的命令后，午夜１时出发，赶到东明县抢险。黄河部门许多已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重返河防，参加抢险。
当时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为确保黄河万无一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北京召集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和河南省省长戴苏里、山东省省长苏毅然，共同研究了应对洪水的措施，然后以中央防总的名义建议，运用东平湖老湖区分洪控制泺口流量不超过８０００立方米每秒。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也是至今仍令许多人感慨万端的话题。
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氛围中，为确保济南市、津浦铁路、胜利油田和下游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山东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防总的建议，研究决定：当孙口站流量超过８０００立方米每秒时，即开启林辛和十里堡两闸向东平湖老区分洪。
８月３日，山东省副省长、省防汛指浑部指浑李振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亲临东平湖现场指挥分洪，同在现场的还有黄委副主任刘连铭带领的黄委工作组以及山东河务局副局长张汝淮。
据刘连铭回忆，黄委工作组和山东河务局的同志住在位山工程局（东平湖管理局前身）招待室，天天等着孙口报峰，但水流速度很慢，洪峰迟迟下不来，长垣、东明滩区大，生产堤按规定破除后，大部分滩区进水，洪水演进情况变得十分复杂，急得他每天往３０公里外的孙口跑，查看洪水过程和漫滩情况。
这是一次一开始就有争议的洪水管理决策。
据原山东河务局副局长张学信回忆，接到准备分洪的通知后，坐镇济南指挥抗洪的山东河务局局长田浮萍即表示了不同意见。
田浮萍，这位在黄河抢险中身经百战、对下游黄河了然于胸并充满深情的老黄河，对于洪水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几天前，他还打电话给位山工程局工务科长孟庆云，让他召集部分技术骨干，分析汶河和黄河水情，研究水大时有无必要分洪的事宜。然而，一旦真的接到分洪命令，他还是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自从涨水后，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也没有人让他召集专家和技术人员研究论证分洪问题，这似乎有些不合常情。山东河段的工程设防标准是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为什么到８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就要分洪呢？再说，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８２年，２４年间，黄河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大修堤，堤防的抗洪能力大大增强，仅泺口大堤就加高３．４４米；还有，经过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８年两次大洪水的锻炼，群众的防洪经验更丰富，而且经济实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只要沉着应对，他认为完全可以送洪水顺利入海。
为此，他多次在电话上向上级领导陈述自己的想法，直到说哑了喉咙。
接到分洪的命令后，东平湖立即组织了两套班子：一套负责抗洪分洪，一套负责湖区群众搬迁。很快，大批公安人员把守了湖区的各个路口，只准出，不准进，湖区的２．９万名群众，忍痛舍弃了即将成熟的十几万亩庄稼和世代居住的家园，牵着牲口，推着粮食和被褥家当，２天之内全部搬到了堤外。
现已退休的张树俊时任东平湖闸管所所长，是分洪命令的直接执行者。他告诉我们，当时石洼、林辛、十里堡３座进湖闸都为分洪做好了准备，闸管人员吃住在闸上，每次３～５分钟的启闭试验反复进行，生怕用时出问题。这些闸都是无坝侧面分洪，过去从未使用过，总是感到心里没底，很紧张。那几天，闸上都是军事化行动。８月６日２２时，孙口流量达到８４４０立方米每秒，菏泽军分区副司令员程枫到林辛闸宣读了分洪命令，张树俊跑步上前接受命令，并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然后他命令闸管人员启闸分洪；７日１１时又开启了十里堡闸，两闸同时最大进湖流量２４００立方米每秒。自８月６日２２时至８月９日２３时，历时三昼夜，分洪总量４亿立方米。分洪后艾山站下泄流量最大７４３０立方米每秒，泺口、利津站分别为６０４０立方米每秒和５８２０立方米每秒，泺口以下洪水没有漫滩，洪水平稳入海。
分洪后，李振专程到闸管所慰问了工作人员，称赞他们任务完成得好，为防洪做出了贡献。
张树俊说，因为所长这个角色，分洪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分洪后闸后主溜道２公里范围内泥沙淤积１～２米厚，最厚处达到３米，致使湖内７５００亩良田严重沙化，长期不能耕种，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闸管所附近戴庙乡七八个村庄沙化最重，群众怨气很大，整天围堵闸管所，见到来车也围堵，后在当地政府努力劝说下情势才逐步缓解。
分洪后国家拨款１０００万元，对老湖区群众进行补偿。
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黄河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１９７２年，济南泺口至利津河段断流６天，利津至入海口断流１９天，从此拉开黄河断流序幕；是年，国务院发出指示：全面废除黄河河道内生产堤。
１９７９年，利津站断流８天，胜利油田注水井被迫停产，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度减少，水利部电告河南、山东停止引黄灌溉；是年，“文革”后复任黄委主任的王化云发表文章《加速黄河治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总结治黄总方针为：拦排结合，除害兴利，综合利用水土资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从除害兴利到综合利用，治黄理念逐步完成向工具主义的过渡。
１９９６：“二级悬河”浮出水面
１９９６年８月黄河在断流１３０多天后，中游地区突然出现３次强降雨过程，８月５日，花园口站出现最大流量７６００立方米每秒洪峰，但这场论量级只相当于２～３年一遇的中常洪水极其异常的表现，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首先是洪水位高。河南的全部河段和山东５２％的河段都超过有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其中花园口水位９４．７３米，比１９５８年２２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位高０．９１米，比１９８２年１５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位高０．７４米为该站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其次是洪峰传播慢，峰型变化大。花园口以下，正常的洪水传播速度一般为每小时５公里，而“９６•８”期间，洪峰从花园口到河南下界河段２９０多公里竟用了２３２小时，是历次同流量平均传播时间的３．９倍，山东人等着迎接洪峰，但等了多日才见踪影。第三是漫滩范围广，险情灾情重。下游滩区几乎全部进水，１４０多年从未进水的原阳高滩也上了水。临黄大堤偎水长度９５１公里，下游河道１２７处工程的１３４６道坝漫顶，抢险５５００多坝次；堤防出险１００余处，其中较大险情１４处；滩区直接受灾人口１０７万，其中临时转移撤退到堤外的５６万多人。按当年价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６４．６亿元人民币。
王渭泾时任河南河务局局长，他回忆说，那年汛前，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多次批示，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黄河安澜。并委托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到黄河检查备汛工作。８月１日，王渭泾与黄委主任綦连安等人陪同河南省省长马忠臣现场查看黄河，然后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防汛责任制，并就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８月４日，王渭泾陪马忠臣到原阳看水势，下午水起涨，许多老百姓到双井控导工程看水，马忠臣问：“你们看这么大的水会漫坝吗？”群众答：“漫不了，从来没漫过。”结果第二天水与坝平，连坝都漫了。来水后中央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驻河南，一个驻山东，河南省委正准备召开六届二次全会，来水后决定推迟会期，全力投入抗洪抢险。省委书记和省长分别到南北两岸督察抢险，另外还成立了５个工作组，均由省领导带队，进驻一线现场指挥。
兰考河务局９０多名抢险队员开赴蔡集控导工程的时候，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到那里后，才意识到面临的是一场恶战。洪水猛涨，主溜直冲控导工程，坝头不停坍塌，他们先抛散石，后用柳石搂厢抢护。很快，控导工程周围全部被淹，他们被困孤岛，仅靠电台与外界联系。在兰考指挥抢险的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立即决定派部队增援。晚９时，茫茫黑夜中，１５０名解放军战士臂挽着臂趟进了浑浊的激流中。“部队要来支援咱们了！”这消息像一支兴奋剂，把连续奋战了两天一夜的抢险队员们从疲惫中唤起。然而，黑暗中那一望无际的洪水还在上涨，由腰间到胸口，由胸口到脖颈，眼看就要没顶，而蔡集控导还遥遥难见，如强行向前，一旦队伍冲散，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用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情况，征得同意，意欲返回，可是，陡涨的洪水阻断了他们的归途。１５０名战士一圈圈紧紧靠在一起，等待救援，洪水中无处可逃的蛇鼠虫蚁，竟把战士们的身躯当作了暂避之地，争相向单薄的汗衫裤筒内钻……冰凉的洪水中，大家相互拥在一起度过艰难的６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指挥部派来冲锋舟才将战士们救出险境。而坝上的９０名抢险队员还在不停地搬石捆料，拼命抢险，顶着烈日和蚊虫叮咬，晒破了皮肤，磨烂了手掌，依靠周围群众的支持，在坝上度过了６个日夜，直到洪水退去。
范县河务局７４岁高龄的退休老职工王德来听说来了大水，从百里之外赶来，为弄清背河情况，毅然迈进齐腰的水塘；濮阳南上延工程出险，５６名抢险队员推石抛枕，班长王月平落入洪水，幸被救起。抢险队有１０名年轻的女性，最大的３５岁，最小的２２岁，有７人已做了母亲，关键时刻，她们不让须眉，烈日暴雨中锻造出的女工班精神传扬黄河两岸；洪水到来之前，原阳河务局职工朱兆普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局领导考虑到他对防洪历史和水脉流路熟悉，就恳请他留下来给防办当参谋。在迎送洪水的十多个日夜里，他吃住在防办，分析水情，起草文件，制定对策，累得肾病复发，老伴埋怨他，他说：“干了一辈子黄河，你还不知道，大水来时，别人可以往家跑，咱黄河职工得往前上啊！”禅房控导工程班职工曹守义家在附近滩区，来水前他在树上搭了个窝棚，对妻子说：“大水来了，你们娘俩能跑就跑，不能跑就爬到树上等人来救，我是没时间照顾你们……”果然，汹涌的洪水将禅房控导２１～２０坝之间冲开了口子，曹守义和同事们跳入水中，在口门前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其余的同事不停地在他们身后填筑柳枝、石头、土袋，那时，曹守义真的无暇顾及甚至无暇惦记妻儿了。
河南原阳黄河滩区是１８５５年铜瓦厢决口时形成的，总面积３００多平方公里，是著名的黄河高滩区，“９６•８”之前的１４０多年洪水未曾上过滩。“９６•８”洪水时，老滩２０３个自然村进水。２０００年汛期，记者在原阳滩区采访，该县马庄村村民高书文告诉记者：“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１９９６年以前哪想到洪水会进村。那时黄河水都在河槽里流，滩高着呢！听老辈人讲，河槽最深时，人站在滩里，连行驶在河里的船的桅杆顶都看不见。现在想想，河槽离滩面少说也有６米左右吧！前几年，河槽离滩面还有１米多高，下河得沿着１米多高的河沿往下下，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８２年的洪水都特别大，但我们一点都不怕。１９５８年大水时，村里还组织船队去山东搞救护。‘９６•８’让我们第一次领教了黄河洪水的厉害。洪水漫滩时，村上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护住庄稼地，当时村里几十人在庄稼地四周修围堤，谁知水越来越大，于是赶紧撤回去保村庄。上级通知撤离，大伙总以为保住村庄就没事了，可水越涨越高，一些房屋开始倒塌，我们这才慌了，赶紧逃命要紧……”
“９６•８”洪水的“小流量、高水位、大漫滩”，集中暴露了黄河的困窘，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二级悬河”这个原本只存在于专业论文中的诡异术语，从此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
以水为师，与河共舞
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把洪水称为“洪魔”。而在无节制地向河流开战、受到河流严厉报复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逐步发生改变，把洪水视为资源。
从“洪魔”到“资源”，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由于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水沙关系极不平衡，长期以来，下游河道一直处于强烈的淤积抬升状态，以致高高耸出两岸地面，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干旱、来水减少及人类拦蓄洪水能力剧增、对黄河水资源的长期过度开发等原因，黄河河道输沙用水被大量挤占，进入下游的水量急剧减少，加剧了黄河水沙的不平衡；同时，下游滩区群众在河道内修筑生产堤，人为缩窄了行洪河道，影响了滩槽水沙交换，致使泥沙大量淤积。调查表明，上世纪５０年代，下游河道中的泥沙７７％淤在滩里，２３％淤在主河槽中，而近年８０％的泥沙淤在主河槽中，使得滩地高于黄河大堤背河地面、主河槽又高于两岸滩地，形成“槽高、滩低、堤根洼”的河床新格局，这就是人水共同作用而发生的“二级悬河”现象。
“二级悬河”严重威胁着黄河下游的防洪安全，一旦发生较大洪水，由于河道横比降远大于纵比降，极易造成横河、斜河、顺堤行洪等严峻形势，甚至产生重大河势变化，大大增加黄河大堤冲决和溃决的风险。
２００２年７月，利用小浪底水库汛前预泄的有利时机，黄河水利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黄河调水调沙试验，试验中发现，局部河段在流量不足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情况下发生了漫滩，说明黄河下游河道主河槽在近几年枯水径流形势作用下进一步严重变形。对“二级悬河”进行综合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２００３年１月，黄委在河南濮阳组织召开了由水利部、国家防办有关官员和国内知名院校１００多名专家参加的黄河下游“二级悬河”治理对策专题研讨会，明确了治理目标，制定了疏浚主槽、淤堵串沟、淤填堤河、修建防滚河工程、淤背固堤形成“相对地下河”的治理措施。２００３年６月，“二级悬河”治理试验工程在濮阳县习城、徐镇和梨园乡的黄河滩区正式开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通过验收。专家认为：治理试验工程加大了河槽断面的排洪能力，减缓了“二级悬河”发展趋势；淤填了堤河，为下一步开展“二级悬河”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２００４年汛期，黄委又在黄河小北干流进行放淤试验，利用弯道水力学原理，将来自中游黄土高原的泥沙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手段和工程措施进行合理调度，充分借助水流自身力量实现粗、细泥沙的自然分选，把对下游河道及水库淤积影响较大的粗颗粒泥沙滞留在小北干流两岸洼地，细颗粒泥沙回归黄河，达到“淤粗排细”的目的。首次六轮放淤，使４００万吨粗泥沙按照黄河人划定的位置安置了新家，进一步丰富了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内容。
对“二级悬河”治理成效比较显著者，是近年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实践。
黄河上历来有“大水出好河”、“大水带大沙”的说法。然而，从１９７２年开始，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最为严重的１９９７年，山东利津水文站断流１３次、２２６天，３３０天无黄河水入海，断流上延至河南开封附近，全长７０４公里，占黄河下游河道长度的９０％。当一条枯竭的黄河横陈在中华大地上时，人们一下子感到了空前的失落，甚至产生了断奶的恐惧。
在人类无节制的索取下，黄河成为一条病态的河流。面对无水可流的大河，人们开始痛心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并以实际行动逐步修复与河流的关系。
１９９９年，国家授权黄委对黄河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迄今为止，在来水偏枯的条件下，黄河已实现连续七年不断流，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较好解决断流问题的河流。这不仅使有限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得到调整，协调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关系，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更重要的是它凸现出人类对河流本体认知的一种理性回归，即人类希望河流保持正常的生命状态，需要与河流和谐共处。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黄委通过水库群联合调度塑造人工洪水及其过程，连续３年开展黄河调水调沙试验并获成功，２００５年转入生产应用，并作为治黄常规措施固定下来。调水调沙最直接的结果是初步疏通了母亲河的血脉。数亿吨泥沙被送入大海，下游河道得到全线冲刷，主河道过流能力增大了约２０００立方米每秒，初步遏止了“二级悬河”恶化的不利形势，黄河口湿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效益显著，人类进一步深化了对黄河水沙运动规律的认识。
２００５年１月，在全河工作会议上，黄委主任李国英提出了黄河洪水管理的三种模式，即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和塑造洪水。新的洪水理论使中国人“以水为师”的古老智慧在２１世纪高新技术条件下完成了一次哲学现身，标志着人类正在由近代以来单一控制洪水、围剿洪水，向可控性生成洪水、多目标整合、综合利用洪水的根本转变。
李国英指出，对于黄河上发生的大洪水和特大洪水，要致力于提高控制能力，依据水文预报、工程布局和可控能力，通过干支流水库的联合调度和蓄滞洪区的适时启用，将洪水控制在两岸标准化堤防之间。
对于黄河上发生的中常洪水，则要在合理承担适度风险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黄河洪水的资源属性和造床功能，科学地加以利用。一是通过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让洪水冲刷河槽，挟沙入海，恢复河槽的过流能力。二是将黄河洪水资源化，对汛期洪水进行分期管理，科学拦蓄后，为翌年春灌和确保黄河不断流提供宝贵的水资源。
李国英还特别强调，目前，控制黄河洪水的意识根深蒂固，但利用黄河洪水，特别是塑造黄河洪水的理念较为淡薄，甚至尚未建立，根据黄河的特点和存在问题的症结，今后必须建立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概念，并认真研究利用洪水和塑造洪水的方法、途径及手段，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使之逐步调整、完善，让黄河洪水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服务。
值得欣慰的是，在吃尽了河流严厉报复的种种苦头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
洪水是河流生命富有活力的表现形式，是河流动力的高峰体现。洪水的重要功能是不断补充地下水藏量，改善地表水的可再生过程；季节性的洪涝是陆地上动植物获得水源、繁殖生长的有规律的生命之源，而不是专门跟人类过不去的妖魔鬼怪，洪涝成灾的真正原因是洪涝发生的不确定性和人类对之预期不准确性以及得寸进尺地与水争地。
人类应该也必须给河流以必要的空间，那么洪水所带来的福祉就不仅仅是河流生命本身的繁盛。人类必须善待河流，尊重河流应有的权利。没有洪水的河流会变态和日趋衰微，没有正常河流的人类则意味着本原的丧失。是时候了，如今我们利用水库巨大的蓄水能力塑造洪峰，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冲刷河道，挟沙入海，正是对长期被侵夺生命的母亲之河的有效反哺，以水为师，才能与河共舞，赢得人水共生共荣、永续和谐的绿色未来！
来源：黄河网·黄河报 200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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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述范 张光义 杨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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