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葛家诺

　　暑期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里穿梭往来的鱼拉辇车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金鳞曳尾，云车御风，灵动画面的背后，藏着中国水文化古老而深邃的意象。

　　这一设定源自汉代画像石中的“河伯出行”图样，其背后是绵延数千年的水神信仰与治水文明脉络。当银幕上的仙鱼曳辇凌波而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神话的浪漫重现，更是刻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江河文化记忆。

　　鱼辇的文化溯源：汉石上的水神仪仗

　　河神是中国神话中的黄河水神，亦称河伯。在全国多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河伯出行图”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经典母题。

　　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东汉《河伯出行图》上，四条大鱼拽引一车，车上树有华盖，河伯端坐舆中，前有护卫持盾开道，后有乘鱼仙人相随，一派水神巡河的浩荡气象。

　　山东嘉祥武氏祠顶部的画像石上，刻有三鱼拉载云车出行的图像，许多水族扈从及骑鱼人物环绕，几乎独占后坡一石，比前坡的风雨雷电诸神更为醒目。

　　陕西靖边杨桥畔汉墓中，鱼车更与龙车、虎车、象车等一同出现，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天界出行体系，足见其在汉代神仙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各地石刻虽有差异，但“鱼拉车”的核心意象高度一致——河水安澜，鱼车巡行，人间便得风调雨顺。画像石上定格的这一瞬，保存的是古人关于水最朴素也最深沉的集体愿望。

　　在文学作品中同样早有河伯的身影。战国屈原的《楚辞·九歌·河伯》作为祭祀河神的歌辞，描绘了河伯出行的盛况：“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河伯与神女驾着水车遨游黄河，两龙为驾，何等威赫。

　　到了汉代画像石中，拉车的主角从龙变成了鱼。《晏子春秋》中晏子谏齐景公时尝言：“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鱼既是河伯的子民，也是其出行的仪仗。西汉画像石中的河伯尚见乘龙形象，至东汉则多见乘鱼车出行。西汉至东汉，河伯图像从乘龙到驾鱼的演变，侧面反映了水神信仰从贵族向民间的扩散。

　　及至北朝，河伯出行的意象从画像石延伸到了墓葬壁画中。东魏北齐的大型壁画墓里，常常出现以四神为核心的神人神兽出行队伍，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位列其中。这些庞大的出行行列，与墓道下部的现实仪仗队伍上下呼应，构成了一个从人间到天界的完整空间叙事。

　　汉代以来包括四神、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在内的升仙想象，在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有着连续的反映。河伯出行的意象获得了多重维度的文化表达。

　　从自然神到人格神：河伯信仰的千年流变

　　河伯从自然神走向人格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河伯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现祭祀河神的卜辞。彼时的河神尚是一个面孔模糊的自然神，人们祭祀的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本身。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河伯有了名字——冯夷，或作冰夷、无夷。传说他是华阴潼乡人，渡河溺亡后被天帝封为黄河水神。一个溺亡的凡人成为水神，这背后的民间心理颇为耐人寻味：既是对溺亡者的同情与安抚，也寄托着“死于水者治水”的朴素愿望。

　　人格化之后，河伯的形象也在不断丰满。《酉阳杂俎》等古籍中说他“人面鱼身”“乘两龙”。人面而鱼身，乘龙而御风，这种半人半鱼的形象，既保留着水族的特征，又赋予河伯以人的情感与意志。

　　河伯信仰的兴盛，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留下不少痕迹。《史记》记载西门豹治邺时当地“为河伯娶妇”的陋习，虽意在讽刺，却可见河伯崇拜在民间影响之深。《汉书》也记载了东郡太守王尊“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的故事。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并行，河伯的影响力从庙堂直达乡野。

　　秦汉以降，河伯信仰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朝廷在临晋设祠祭祀河神。唐代封河渎为“灵源公”，宋代进封为“显圣灵源王”，元代再加封为“灵源神佑弘济王”。从公到王，封号不断升级，折射出历代王朝对黄河安澜的深切期盼。

　　这一传统其实早有渊源。早在周代，江、河、淮、济四条大河的祭祀等级便与诸侯相当，唐宋以册封制度延续这一礼制。至此，河伯从一个民间水神，一步步登上了国家祭祀的神坛。

　　唐宋以后，随着佛教龙王信仰的传入与兴盛，河伯的神格在民间祭祀中逐渐被挤压和消解，但却在士人艺术中获得了新的表达。传为北宋画家张敦礼的《九歌图》中便有《河伯》一图，画中河伯一派宋代文士的从容风范。这时的河伯不再是汉代画像石上端坐鱼车的威严水神，而是呈现文士的面貌。

　　作为具体祭祀对象的河伯渐渐淡出供奉，但作为文化基因的河伯却走进了诗文、石刻与民间传说，成为一个关于江河的文化符号，传承不息。

　　神话里的治水智慧：河伯授图的当代回响

　　脱下神祇的外壳，河伯的身上，凝结着先民对治水的认知。

　　河伯与治水最直接的关联，莫过于“河伯授图”的神话。传说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河图、开山斧、避水剑，而河图正是河伯所授。河伯耗时多年，跋山涉水察看水情，方绘成此图。大禹得此河图，疏通水道，终于治住了黄河。

　　这则神话的深层意涵耐人寻味。河伯作为水神，最高光的时刻并非呼风唤雨，而是“查水情，画河图”——实地勘察、测量水情、绘制图谱。这哪里是神的做派？分明是治水人的写照。神话将治水的艰辛投射到神的身上。所谓“授图”，实则是经验与知识的代际传递；所谓河伯，实则是一代代治水先行者的化身。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河伯授图”神话折射出中国水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治水必先识水。这种重视河渠志、水文图的传统在后世历朝历代中不断延续。郦道元《水经注》对全国水道作了系统记载，明清两代河臣更是绘制了大量黄河工程图。一代代治水人接过前人的图谱，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再传给后来者。

　　明清时期，治河功臣因功被民间奉为河神化身，形成“大王”“将军”体系。治河名臣朱之锡被尊为“朱大王”，乾隆年间追封“助顺永宁侯”并列入官方祭祀；另一位清代治河名臣栗毓美死后亦被民间尊为“栗大王”。从河伯到治河名臣，河伯的人格化演进，实质上是一部水利英雄谱系的书写。

　　电影《八仙！》中的鱼拉辇车，看似只是一个奇幻的视觉符号。但沿着鱼车的轨迹溯流而上，我们看到的是汉代画像石上的河伯仪仗，是《楚辞》中“乘水车兮荷盖”的古老吟唱，是甲骨文中祭祀河神的卜辞，是河伯授图大禹的传说。

　　一驾鱼车，串起了两千年的水文化记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水的敬畏、对治水的执著、对水神的想象，共同熔铸成一种独特的江河文明——敬畏而不畏惧，崇拜而不盲从。在神话与现实的交织中，一代代人治水、识水、与水共生。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6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