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伟 牛志奇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孕育底蕴深厚的生态智慧。从先秦诸子的生态哲思，到历代治水实践中积淀的水利法治理念，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基因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构成当代生态法治宝贵的文化根脉。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中华民族悠长的治水历程，凝结着独具东方特质的古代水生态智慧。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全面施行，法典承载 “和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为传统水生态智慧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搭建法治载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

　　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人同自然生态共生共荣的历程，中国古代先民在治水实践中，逐步形成人水和谐共生的认知。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治理天下要求部落“节用水火材物”。这表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水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需要保护和珍惜，对水“用之有度”的保护理念诞生于远古时期，充分体现了古人保护水资源的朴素生态观。

　　随着治水用水的深入实践，古人逐步摸索总结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规律，渐渐形成了人水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管子·乘马》记载，管子曾指出，凡是营建都城，城址的选择要因天材，就地利，靠山近水。如选高地，要有水源保障；若近河湖，则有地形优势，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城邑营建的位置选择要基于水的自然属性考虑，既考虑趋利避害，防止洪水的威胁，又要充分利用水资源，顺应水的流动规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到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降低水患风险。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伴随着古人对山川河湖的理解，在古代一些典籍里也有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有言，天地间有山脉、有河川湖泊、有土地，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人与天地本身就是对应相同的。古人将自然生态系统比作一个人的身体，把生态要素看成一个系统，山水相依、水土相济，牵一发而动全身。

　　水资源保护利用中的生态智慧

　　生态环境法典既体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又尊重不同生态要素的各自特点，统筹协调，刚柔并济。回望中华民族发展史，古代先民在长期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保护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水利生态思想。

　　先秦的典籍记载了管理利用与保护水资源的生动实践。《周礼》记载了九州的行政区域，同时也一一列举各州的疆域和水资源分布情况，将九州的水资源分为泽薮、川、浸三种类型，泽薮是人们从事水产和渔业的水域湖泊，川是可以通水运的江河水道，浸特指有灌溉之利的塘泊或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划分，有利于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保护。按照《礼记·月令》记载，春季，水利官员要巡视四方，修缮堤防、疏通渠道，防止堵塞河道，保证河流的畅通，满足百姓对水资源的有效使用。

　　为了生存和发展，古代先民还必须直面水患水灾问题，探索如何与水打交道的水利智慧，合理处理水患水灾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距今3900至4300年，承载着“早期中国”记忆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依傍汾河的支流（南河、宋村沟），汾河河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千米处。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遗址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邑对河流的利用，有意远离汾河主河道，以避开汾河造成的水患，并依托南河和宋村沟的水量充沛，为陶寺先民提供充足的生活水源。另外，陶寺都城位于宋村沟与南河之间，可以依赖南河的自然坡降给排水，充分体现了古城选址和水利设施利用自然条件的水利智慧。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水利工程中，也能发现系统治水理念的贯彻与落实。浙江省丽水的通济堰始建于南朝时期，在修筑和管理中，古人就注重把水、林、沙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对待，统筹水与林、沙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关系。宋代范成大任处州知州时，完善通济堰管理制度，专门制定《水则》规定：堰渠两岸不允许种植竹子，防止竹子根系侵蚀堤岸；在分水与排沙中注重工程的运用和调度，处理好水沙关系。

　　古代水利法律法规中的生态理念

　　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回顾几千年的中华治水史，中国古代水利法律法规的实施，是限制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的破坏、扰动，加强对水的利用和保护，处理人与水双向的、互动关系的水利法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先秦时期的《周礼》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表明先秦时期的水管理从对山川江河的认知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职官，颁布有关保护山林川泽的政策法令，规范社会生产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在春季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得滥伐山林，不得堵塞水道，保障水系畅通，满足农业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汉承秦律，西汉时制定有《水令》。到了唐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水利法规——《水部式》，设置专门条款协调各类用水主体权益，统筹农业灌溉与水资源分配，倡导合理利用水资源。

　　宋代《农田利害条约》规定，要重视圩岸和堤防的修筑，防止水患，还要“开导沟洫，归之大川，通泄积水”，反映出宋代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观。

　　这些水利典章，是中国古人生态水利智慧的结晶，也为生态环境法典的诞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与水相伴、相争、相和的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积淀着厚重的水利法制理念，这体现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施行，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水文化，能够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水文化力量。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6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