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国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治水史，既是一部逐水而居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深化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思想史。大禹治水、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无数水利工程镌刻在华夏大地上，成就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陕西人民的母亲河——渭河 王伟 摄

　　然而，当我们站在如今的治水现场，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的追问：今天的水问题，还能仅仅靠修渠筑坝来解决吗？

　　答案是否定的。传统水利的核心是治水——通过修建工程兴利除害，控制洪水、供给用水。当代水利的核心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构建人水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设计、社会动员来实现节水、护水、活水，最终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工作对象从“物”转向“人”，从改造自然转向治理社会行为。治水的尽头，是治人；治水的本质，是社会治理。

　　当代水问题的根源：病在水里，根在岸上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水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水多水少”。水多——洪涝灾害背后，是人类挤占河道、围湖造田；水少——干旱缺水背后，是农业大水漫灌、工业高耗低效；水脏——水体污染背后，是超标排放、监管失灵；水浑——水土流失背后，是陡坡开垦、植被破坏。

　　每一个水问题的终点，普遍指向人的活动。水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地悲剧”属性：人人都想取水用水，却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节约；人人都想排污排废，却很少有人愿意承担治理成本。更关键的是，水是流动的——上游的浪费意味着下游的短缺，左岸的污染意味着右岸的灾难。这种跨区域、跨代际的外部性，决定了单纯依靠工程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世界水利史早已证明：当一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一定水平后，水问题的短板不再只是供水能力，而是治理能力。以色列之所以能在极度缺水的土地上成为农业强国，不是因为它的工程比别国更宏伟，而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从法律、经济到社会意识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每一滴水都有主人、有价格、有用途监管。

　　治水即治人：制度、利益与行为的协同治理

　　如果说传统水利的核心能力是工程设计与施工，那么当代水利的核心能力则是制度设计与社会动员。治水即治人，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治的是人的利益关系。水的稀缺性决定了每一次取水许可、每一份排污指标、每一个调水方案，本质上都是对水资源使用权的分配。这种分配必然涉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治水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就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均衡，让水的流动更好服务于百姓福祉。

　　第二，治的是人的行为激励。人们为什么偷排污水？因为违法成本远低于治污成本……面对一系列困境，破解，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水权交易市场让节水者获得收益，阶梯水价让浪费者付出代价，生态补偿让保护者得到回报。制度的力量，比任何工程都更能塑造人的行为。

　　第三，治的是人的观念与习惯。在终端的家庭、农田、车间里，每一个取水动作都是由人的意识和习惯决定的。培养全民节水意识、推动公众参与海绵城市建设、倡导水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些看似“软”的工作，恰恰是当代水利最硬的任务。

　　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治水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典型的社会治理问题。它需要水利工程师走出图纸，与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社区工作者并肩作战。

　　走出“工程迷思”：将制度建设和社会动员提升到更高位置

　　不得不承认，当前水利行业仍存在一定的“工程迷思”——遇到干旱就想调水，遇到洪水就想加高堤坝，遇到缺水就想修水库。而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周期长、见效慢、成效难以量化，容易被边缘化。

　　水利行业迫切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从“我修了什么”转向“我改变了什么用水行为”；从追求“供水能力”转向追求“用水效率”；从单向的“工程管理”转向多元共治的“水治理”。这不意味着放弃工程——工程永远是水利的基础能力，而是意味着将工程重新定位为工具而非目的，将制度建设和社会动员提升到与工程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

　　让我们走出“工程迷思”，让我们不再仅问“这个工程能供多少水”，而是问“这套制度能让人们节约多少水”；不再仅仅追求“堤防能防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是问“我们是否还给河流留出了呼吸的空间”。当我们把目光从水流转向人心，从图纸转向社会，水利才能真正回归它的本质——不仅是治水，而是构建人水和谐共生关系；不仅是建设工程，而是建设秩序与文明。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6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