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岳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评价苏东坡是火命，并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一生都精力旺盛，他的气质和生活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处处给人以生命的温暖；二是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纵观苏轼一生，主业是做官，盛名于诗文书画，毕其一生都在治水。本文以孔凡礼先生编撰的《苏轼年谱》中宋人记载的文献为依据，以苏轼在地方任职经历为脉络，梳理其治水的印迹与业绩，力求完整、力求于史有据。

　　凤翔（1061—1064年）：首度出仕　抗旱求雨革新河运

　　苏轼在地方出仕的首职为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地方州府的秘书长。赴任后正值凤翔连续干旱，苏轼受命祷雨，先后两次专程到太白山等地祷雨。这期间，他撰写了《祷龙水祝文》等多篇祷雨文，祷雨成功后还兴奋地将自己官邸修建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

　　修河运衙规。苏轼了解到当地百姓背负着“黄河船夫”的特殊徭役，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木材编成木筏，装载着来自西北各地的官方物资，沿着渭河进入黄河最终运抵东京。河运要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在汛期可谓九死一生，苏轼调查发现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当地部分官员却毫无悲悯之心，仍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导致“衙前以破产者相继”。苏轼抓住问题要害，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让服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不由官府统一规定，不仅降低了运费，还可避开黄河汛期风险，使徭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命名东湖。清道光年间，凤翔知府白维清的《重修东湖碑记》记载，苏轼在凤翔为官时倡导官民疏浚扩池，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入东湖，兼顾排涝与灌溉的功能。因此事没有宋代的文字记载，一定程度存疑。但苏轼在凤翔为官时所作《东湖》一诗盛赞东湖美景，是凤翔东湖最早的歌咏，饮凤池改名东湖很有可能是源于苏轼。

　　杭州（1071—1074年、1089—1092年）：两度为官 开湖浚河修堤赈灾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为知州副职，类似于纪委书记兼中央特派员。1089年，任杭州知州，是地方州府的主要负责人。两度杭州任官，苏轼同白居易一样最显著政绩集中于治水。

　　修浚钱塘六井。苏轼任通判时，走访民间疾苦，发现杭州百姓最关心期盼的就是解决用水难的问题，“知水苦恶，惟负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苏轼配合太守陈襄组织人员不到一年完成了对钱塘六井的修复治理工程。苏轼亲笔撰写了《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叙了六井的修复过程和具体工程措施。

　　赈济旱灾。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常州、苏州等地大旱，他奉命用7个多月的时间赈灾救济饥民。因一路目睹饥民的悲歌哀号，他在除夕夜住在常州船上，不忍上岸打扰百姓，在一盏孤灯下守岁。在赈灾过程中，他写下《无锡道中赋水车》等记载民间旱灾疾苦、痛斥官吏隐瞒灾情、不顾百姓死活行为的诗歌。苏轼在完成赈灾任务后思考良久，撰写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详细向朝廷汇报了对旱灾、蝗灾的实地考察结果，对官吏隐瞒灾情的质疑，对灾民的同情，以及对朝廷减免税赋的建议。苏轼还针对水旱和台风灾情奏请了多篇浙西灾伤书。在任杭州通判期间，他还受转运司差遣，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检查湖州的堤防建设；他还在杭州接受过朝廷派遣、由沈括带队的农田水利专项检查。应该说，这些经历都丰富了他的治水阅历及见解。

　　乞开西湖修建苏堤。1089年，苏轼重返杭州任知州，他发现当年修复的六井几近荒废，因为水草泥沙淤塞和围湖垦田导致西湖湖面只剩一半。苏轼一周内接连向朝廷上报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陈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这两篇报告集中展现了苏轼作为官员、文学家、工程师的气质与风范。第一篇报告是写给皇帝的，1600字，言简意赅，站位高、目的明，以情动人；第二篇是写给三省的，3600字，系统全面，措施实、支撑足，以理服人。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开宗明义论述了治水关系国运与民心向背，圣人要顺应民心兴利除害，阐述“西湖有不可废者五”，5条理由分别是生态、人饮、灌溉、河运、经济。第一条西湖的放生祈福现在是生态问题，但在当时主要是为皇帝祈福，是妥妥的“政治第一”，体现了对皇帝的尊敬，紧接着一气呵成论述人饮、灌溉、河运主要水利功能，最后又用酿酒课税等经济价值予以收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不仅对总体工程量、用工总数定量进行表述，还重点阐述了经费来源，考虑到朝廷财政困难，苏轼创新投融资路径，提出了特殊的政策扶持，申请一百“度牒”（当时官府发给出家和尚或道士的免除徭役、受到依法保护的凭证，价值昂贵，可用来换钱、换米的硬通货）予以扶持。在给三省写的报告中，苏轼在开篇阐述民间疾苦，翔实描述了百姓和基层官员的诉求，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归结为请求上级批准的6条建议，不仅有各项工程的选址、施工技术、土方量、用工量等具体建设细节，还充分考虑了工程建设和建成后的管理措施。如提出招募灾民“以工代赈”；在县衙门组建“开湖司”专门负责对西湖的管理维护；设三塔为界碑明确湖面禁植范围（今“三潭映月”）；在湖边招租农民种植菱角并兼顾清除水草，租金补充工程维护资金，等等。河湖管理、生态补偿理念的轮廓清晰可见。在得到朝廷同意治理的批复之后，苏轼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堆筑起横贯湖面的长堤，在堤上修桥、种树形成今日之“苏堤”。

　　整治水道疏浚运河。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深知“父老皆云：‘惟苦运河淤塞’”。在任知州后，他进行了详细规划，恳请年老的水利专家出山建设，并撰写《乞子珪师号状》为建设者申请奖励。当时，流经杭州城区的盐桥河和流经郊区的茅山河是杭州城内两条水运干道，分别与大运河及钱塘江相连。由于钱塘江江潮倒灌，所挟泥沙导致两条运河淤积，每隔几年就要疏浚，劳民伤财。苏轼在钱塘江与城区运河交汇处修筑水闸确保江潮不倒灌，让钱塘江潮先入郊区运河，待潮平沙沉后再放清水入城区运河，既保证城区运河不被淤积，又保证这条主运道有足够水量通江达海。同时，他用很小的成本对郊区运河定期挖沙疏浚，建闸让城区运河又连接西湖水，使得“江潮不复入市”，河道无淤积之虞。在整治好两条运河后，苏轼勘测钱塘江并上奏《乞相度开石门河状》，筹划开凿连通钱塘江的石门运河，遗憾的是他很快离任未能实现。

　　密州（1074—1076年）：首次主政 祈雨修井赈灾

　　1074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升任密州知州，这是他首次主政一方。针对密州连年大旱的现状，他在写给皇帝的《密州谢上表》，陈奏恳请豁免百姓的秋粮赋税。为应对旱灾引发的蝗灾，他向农民学习经验，身先士卒，指挥捕蝗救灾，并开仓赈灾，动用官米奖励捕蝗人。由于连年干旱饥荒，产生了大量弃婴，苏轼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并将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10年后苏轼在赴任登州途中经过密州，见到当年他救助的婴儿皆已长大为少年，他欣喜感慨“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双管齐下治旱。“工程措施”主要是开源与拦蓄，苏轼在常山附近发现好的水源后“乃琢石为井”，命名为雩泉，并作《雩泉记》。他修的雩泉井和井亭至今还在，仍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苏轼在密州所作《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写道：“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其下有堤，壅邞淇水入城。”可见当时他应该是新修了堤防，引邞淇河水入城，并有在此修坝大规模引水的规划。此事可从10年后他途经密州作《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奉劝现任太守继续兴修水坝中管窥一二。至于“非工程措施”，苏轼做得最多的就是求雨，从文献记载来看，两年间他至少5次到常山祷雨并作祝文，且非常灵验。有一次，他求雨当晚就下了大雨，他不仅撰写了《次韵章传道喜雨》等诗文，还重修常山庙、封常山神为侯。

　　徐州（1077—1079年）：抗洪立奇功 黄楼湮风雨

　　抵御黄河洪水。苏轼徐州到任后不到3个月，黄河在今濮阳段决口，夺泗入淮、汹涌南下抵达徐州城。徐州三面被淹，城外水位比城内平地高出一丈九寸（约合今2.5米），徐州成了一座孤城和水下城。苏轼在危急关头尽显担当与谋略，于洪水来临前准备好土石草料等抗洪物资、组织城中百姓加固城墙“外发长楗”。危急时刻，他涉水赶到徐州禁军驻地（按当时律令，州官无权调动禁军）恳请禁军官兵帮助抗洪。禁军首领深受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有了禁军支持，苏轼紧急修筑近千丈的东南长堤，长堤修成当日洪水就奔涌而来，奇迹般地再次将洪水拒之城外。他还“使官吏分堵以守”，分段明确防汛责任，并组织官吏给城内躲在高处避险的百姓送粮食以防饿毙。面对准备逃亡的富人，苏轼力斥：“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在禁止富人外逃的同时，苏轼铿锵高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夙夜不怠，“庐于城上，过家门而不入”，住在城墙上的帐篷里誓与城池共存亡，让全城百姓吃下定心丸。严防死守70多天后，洪水终于退却。取得抗洪胜利后，苏轼受到了皇帝嘉奖，并刻诏书于石碑，这是苏轼地方任官时的最高荣誉。苏轼将这次抗洪和受表彰的经过记为《奖谕敕记》《熙宁防河录》，在得知黄河部分支流回复故道后喜作《河复》诗 。

　　建木岸修黄楼。洪水退后，苏轼马上开展灾后重建，他连续上帖请求朝廷免去徐州百姓赋税，并请求拨款修建石岸（堤），保全防洪长久之利。奏请石岸不遂后重新申请费用减半的坚木加固堤防。得到批准后，他带领百姓“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苏轼一直忧心黄河决口未塞和堤防修复问题，多次与友人在诗简中提及，在《答吕梁仲屯田》诗文中记录了这场洪水造成的危害，鼓励同事坚定筑城固堤的决心。在洪水次年春，旱涝急转，大旱时他又作《徐州祈雨青词》等多首祷雨、谢雨诗词。为纪念战胜黄河水患，苏轼命人在城东门建造了一座两层高楼，并用五行“土实胜水”的黄土颜色饰以外观，命名为黄楼，由苏辙撰写《黄楼赋》记叙苏轼徐州抗洪功绩与修楼经过。苏轼元祐党祸被迫害后黄楼更名，《黄楼赋》碑石被毁，在黄河南岸的原址如今已湮没在历史的风雨中。

　　湖州（1079年）、登州（1085年）：弹指间仍操劳治水

　　1079年，苏轼自徐州改任湖州知州只有3个月就因“乌台诗案”被捕。1085年，他到任登州知州仅仅5天便接到还朝的调令。即便时光短暂，苏轼仍在两地留下了治水印迹。

　　在湖州时，久雨不晴，苏轼曾在黄龙洞祈望天晴，并作诗刻于石壁上。他在湖州岘山寺修筑堤防，后人命名为“苏堤”。在登州时，他关注海神庙的迁建，幸运看到海市蜃楼，写下七言诗《登州海市》。

　　颍州（1091—1092年）、扬州（1092年）、定州（1093—1094年）：两年阅三州 治湖废沟修漕规

　　1091年，苏轼自杭州回朝任官，3年间反复在朝廷与地方州府调动频繁，先后到颍州、扬州、定州任职。苏轼不禁发出了“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的感叹。虽然在三州任职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但他仍做了大量的治水工作。

　　拒开八丈沟。苏轼到任颍州时，当地运筹多年的重大水利工程八丈沟即将开工，拟新修的八丈沟长达300多里，旨在疏导积水消水患。但苏轼通过实地勘察发现重大隐患，不惜得罪朝廷和都水监及其他地方官员，坚决反对兴建八丈沟，不做“太平官”。因八丈沟工程已得到朝廷批准、多段准备工程已经开工，拒开风险极大。苏轼连上《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等3道奏折，他派员系统测量淮河、颍河水文与高程，得出八丈沟入淮水位在淮河泛涨时高于上游水位八尺五寸（2.83米），修成后淮水势必倒灌的结论。如若开挖八丈沟，不仅劳民伤财，解除不了水患，还会使颍州成为汪洋。因其论证严谨翔实、情理并茂，最终朝廷采信了苏轼建议停挖八丈沟，为颍州免除了大量夫役和钱米。

　　新开西湖。苏轼在颍州奏请留下开挖黄河的民夫万余人，集中力量开挖颍州的沟渠。他在完成沟渠整治任务后，又趁热打铁，“千夫余力起三闸”，浚治颍州西湖。虽然目前缺少治理颍州西湖的史志记载，但从苏轼与友人的书简、诗歌中仍能清晰展现出工程的规划、建设过程。可惜西湖治理工程尚未完工，苏轼就被调往了扬州。次年工程完工后，苏轼作诗“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他将治理颍州、杭州西湖并列为自己的骄傲。苏轼在颍州还疏浚护城河盘活水系，祈雨雪作《书颍州祷雨诗歌》等多篇诗文。他还多次上书反映颍州灾情祈求赈灾，撰写《奏淮南闭籴状》控诉其他州府地方保护，不让颍州灾民过淮河买稻米、稻种的问题。

　　宽税改漕规。苏轼在扬州替饱受水旱灾害的百姓请愿，撰写《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建议朝廷宽免百姓凶年所欠官税，最终朝廷下诏宽免1年。针对沿河税务机构严查过往漕船、对私货征收过税的问题，苏轼呈上《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等奏折批评盘检漕船之弊，认为此举不仅影响漕运效率，还逼迫运工因无法生计而盗窃漕粮，建议允许运工利用漕船运销私货获利。朝廷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启用新规，既促进了通船效率、商品流通，又有效地提升了运工的积极性。

　　赈济军民。1093年，苏轼以双学士、礼部尚书的身份兼知定州，地位为他任地方官时最高的。但半年后被贬，定州成为他仕途最后一个和落差最大的拐点。定州当时是宋辽对峙的极边军事要地，苏轼到任时面临水灾粮匮、士兵逃亡、百姓饥馑的局面，他北岳祈雨奏旱情，撰写《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等奏折，请求减价卖米平抑粮价，进而申请将仓中陈粮贷给百姓，待农户丰年再偿还，并以好米补充军粮。他的建议被采纳，有效化解了极易引发的水灾饥民突变。

　　黄州（1080—1084年）、惠州（1094—1097年）、儋州（1097—1100年）：贬谪之地心系治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即使在遭贬谪之地没有参与公事的权利下，但仍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治水。苏轼遭贬谪黄州时，官职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水部员外郎是主管水利相关事务的官员，当时加挂在苏轼身上属于加官虚衔、寄禄官阶，但结合他终生治水的“平生功业”倒也合适。

　　推广水力农具。苏轼遭贬谪黄州时，发现当地农民用“秧马”在水田里插秧高效快捷，此后他一直推广这一先进农具。他在惠州编写多部秧马歌谣，教授秧马制作、使用之法，连同水力碓磨一同推荐给博罗县令。很快，这些中原的先进农具“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

　　建惠州两桥一堤。针对惠州四面环水、百姓出入不便的问题，苏轼充分吸取当地人意见，与惠州太守詹范、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商议兴建东新桥、西新桥。苏轼亲自参与工程规划，还点名推荐水利专家牵头建设“其工必坚久”。在工程经费不足时，苏轼先捐了皇帝赏赐自己的犀带，又求助弟弟苏辙将得赐的数千两黄金捐了出来。西新桥修建时还建了连接桥岸的堤防，后人亦称“苏公堤”。

　　引水广州。广州太守王敏仲因“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向遭贬谪惠州的苏轼请教破解之法。苏轼回信建议，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之水通过竹管引入城中，苏轼就工程的选址路线、建设工艺、经费预算、后续维护工作都做了详尽阐述，并推荐水利专家牵头建设。王敏仲听从苏轼的建议予以兴建，使广州百姓喝上“自来水”。

　　凿井海南。苏轼被贬往儋州途中路过琼州，发现当地百姓饮水困难，便观察地形在城东北角寻得双泉，并指凿浮粟泉、洗心泉成井。待3年后他北归再次途经琼州时，应当地官员邀请为泉边亭台题名作诗为“泂酌”。他在儋州发现当地的井水因滨海而味咸，在天庆观中发现一孔色白如乳的甘泉，将泉开凿后称为“乳泉”，并写下《天庆观乳泉赋》。

　　庙堂之高：一心谋划治水良策

　　苏轼在朝廷任职时位处核心层，还曾做过帝师，大多为议政监督、决策咨询等工作。在朝期间，他对治水战略、科技、改革措施提出过大量有见地的见解。

　　主张黄河北流。北宋的黄河河道变迁剧烈，水患灾害大大超越前代。1034年，黄河在濮阳决口自东流改为北流后，由此引发治河争论长达70年。主张恢复东流的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倾向人工导河恢复东流，达到恢复淹没良田、军事防备契丹的目的。主张保持北流的欧阳修、苏辙、苏轼倾向于河流自然规律不可违、民力凋敝，不可再导河劳民伤财。东流派3次赢得争论胜利，但3次人工回河东流先后失败，都以黄河复归北流而告终。苏轼任帝师在给年幼的宋哲宗授课时，“超纲”奏述了批判东流的意见，遭到当权的东流派大臣恼怒弹劾，间接导致他离职请辞赴地方任职。苏轼晚年在儋州听闻多年后黄河最终仍恢复北流，感慨“今斯言乃验”，作诗“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

　　建言太湖治理。苏轼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时非常认同单锷提出的根治太湖水患的规划和措施。他专门向皇帝奏《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并亲自为此状附言，认为单锷精通水利学问，撰写的《吴中水利书》非常值得推广应用，恳请将他的建议和单锷的书下发，委派能干且了解水利的官吏，核实这些建议和措施是否可行后，报送朝廷，对太湖水患予以治理。可惜苏轼的建议未被重视。

　　建言《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改革的重要法令。虽然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分歧较大，但对其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等政令，苏轼并没有否定，他只是对某些具体做法表示担忧并提出建议。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对施行农田水利政令提出3点意见，涉及灌溉方式、古陂废堰产权等方面，特别是，他认为朝廷鼓励官私兴办农田水利要赏罚严明，“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使那些“妄庸轻剽，浮浪奸人”也“争言水利”；对“妄有申陈”“误兴工役”者必须惩处。

　　“东坡热”现象经久不衰，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苏轼胸怀浩然正气，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永不懈怠、为民操劳，从不以党派和私念出发分析利弊；他性情乐观豁达，愿意与不同层级的人交际，对世界始终抱有温和的同情心，对未知事物始终抱有探索的进取心；他文如万斛泉源、行如跳跃火焰，复合人生所产生的跨界能力令人钦佩。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苏东坡”，他曾是寒窗苦读的小镇做题家，他曾是爱妻思弟的有情郎，他曾是官场职场的受气包，他曾是万人景仰的大明星。在我们水利工作者眼里，他更是治水管水的六边形战士，是妥妥的被做官和文学才华“耽误”的水利达人。

　　来源：中国水利网站 202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