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宇翔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至4300年，是我国史前文明的重要代表，也是太湖流域发展程度极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自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以来，数代考古工作者对遗址核心区平原地带逐年开展全覆盖式的深度勘探，其中，良渚遗址水利工程的发现，更是将中华民族治水起源从大禹治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通过遥感、地理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新发现20余条水坝，基本揭示了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

　　将中华治水史向前延伸拓展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所副所长李云鹏看来，良渚文明的兴起、兴盛，与水治理息息相关。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生活的环太湖流域，湖泊、沼泽广泛分布；西边的天目山又是暴雨中心，每年季风季节很容易形成洪水。面对如此复杂的自然环境，良渚先民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考虑山区与平原、上下游、城内外的关系，形成了一套高低层次显著、工程体系完备的水利工程体系。

　　考古发现，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包括外围水利系统和古城水系两部分，影响范围超100平方公里。外围水利系统由上下游堤坝群组成。上游坝分为东西两组，共有6条水坝；下游坝组包含4条水坝，并通过栲栳山和南山与山前长堤相连。11条堤坝的土方量约288万立方米，与周边山体围合成三座水库，总库容约4600万立方米。上游两座水库均以基岩隘口作为溢洪道，可保障泄洪安全。至今，外围水利系统保存较为完整，且部分仍在发挥作用。古城水系由内外城河、“井”字形主干河道及网状支河组成。通过8座水城门，古城内外河道可连接，并与外部更大水域相通。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5月20日，在四川成都市举行的“古代水坝工程与人类文明发展”专场研讨会就良渚遗址水利工程进一步深化了四项共识：一是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包含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工程数量最多的堤坝工程群；二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工程体系最为复杂、分布范围最广泛的水利工程；三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类型最丰富、水利功能效益最全面的水利工程；四是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集成工程技术最多的水利工程。

　　将千年治水智慧不断传承

　　良渚先民在塑造“水—城市—社会—文明”实践中形成的“拦灌统筹、蓄泄兼备、高低错落、内外互通、人水相适、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彰显远古水治理智慧。

　　草裹泥是良渚遗址水利工程最具特色的建造工艺。在大部分上游坝和下游坝坝体剖面上清晰可见纵横交错堆筑的草裹泥。这种工艺是用芒荻把泥土包裹起来，制成一个个长圆形的泥包，再把一个个泥包纵横交错地堆砌起来，与现代防洪工程中的“加筋土”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作用都是使坝体加快固结，增加抗拉强度，使坝体不易变形。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现草裹泥的尺寸几乎一样。河海大学教授袁俊平等通过试验发现，在相同大小而形状不同、相同形状但大小不同的草裹泥中，良渚人所选用的尺寸，工程性能是相对最优的。

　　古老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先民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的科学性，体现了我国早期城市与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能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考古领队王宁远说：“良渚遗址水利工程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早期水管理和早期国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在了解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后也感慨道：“良渚遗址水利工程是杰出范例，它证明即便在遥远的古代，人们也能够与自然景观、环境以及大自然保持绝对的和谐平衡。我们应该从这些例子中汲取经验。”

　　从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到都江堰、郑国渠，古代堰坝既是中国水利史的璀璨明珠，更是“治水即治国”哲理的生动诠释。深入挖掘、研究、传承和弘扬古代治水智慧并为今所用，不但是当代中国治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多样化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