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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从传说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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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5
 

大禹刻像资料图片

  □邱志荣

  禹,史前时代传说中的帝王,姓姒、名文命,又称大禹、帝禹。他是中国远古时代治水英雄的杰出代表和民族精神象征。现在来看,大禹治水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核心价值是凸显人民利益,核心精神是“献身、求实、创新”。

  面对滔天洪水,东方智慧的治水过程体现在大禹带领民众忘我治理水患,直到“地平天成”。这与西方文化中诺亚方舟式的对待自然态度相比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文化传承。

  大禹文化和大禹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超越了区域与国界。直至今日,大禹文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持续不断的传播和影响力。

  大禹父子

  可称第一代“河长”

  据《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这是说,当天下洪水滔滔,水灾为民众大害之时,最高统治者尧把选取治水首领当作头等要事。最后在有争议之中选定了鲧为治水责任人,并严明责任要求。

  当代科学调查发现,当时洪水滔天的险恶环境应该真实出现过。在我国滨海地区,卷转虫海侵引起沧海变幻,海水倒灌平原;在江河上中游,有极端气候出现或者地震导致山崩地裂形成巨大堰塞湖,造成水道变迁、洪水泛滥的自然现象。鲧治水是继承前人经验“障”和“堙”的做法,也就是用泥土筑堤防把聚落和农田保护起来,结果失败了。他的儿子大禹吸取了经验教训,采取改堵为疏、因势利导的治水策略,历时十年,终于“地平天成”,取得成功。禹在治水的同时,还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而最具影响力的则是其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治水精神,也成为中华水文化的基石。

  禹迹在汶川和绍兴最多

  “禹迹”主要指我国和周边国家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活动所经过的传说记载,自古以来依然存世的大禹祭祀地点及建筑物,有关禹的碑记、地名、歌舞等。

  四川汶川为汉代汶山郡的核心区、古西羌腹地。“大禹兴于西羌”及治水业绩,在岷江两岸广为流传。2020年,以大禹的诞生为核心文化内容的《汶川禹迹图》编成。著名的禹迹有“石纽山”“禹穴”“涂禹山”“天赦山”“飞沙关”“刳儿坪”“洗儿池”“景云碑”“吞碑树”等。

  大禹文化中心和最为活跃地区当属浙江绍兴。绍兴大禹文化的形成和研究可以上溯至越王勾践时期。他在建设越国都城时同时建立禹庙,又在临终前对太子兴夷说,“吾自禹之后”,自此奠定了大禹文化在越地的基石。

  目前,绍兴大禹文化的研究正朝着更系统、精准,多学科、跨区域、国际化方向发展。2018年,编制完成《绍兴禹迹图》。2019年,《浙江禹迹图》编成出版,并推出数字版,以更直观的形式呈现“浙江禹迹”“防风遗址”等内容。

  大禹文化在亚洲的流传

  大禹文化是如何流传到东亚其他国家的?有学者认为是通过越族的流散传播。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大禹文化约在公元5世纪,就通过《论语》等儒家经典开始流传到了日本,随之深深扎根并得以发扬光大。

  据记载,日本在1500年前效仿大禹治理水患,成就卓著。日本因此以大禹为治国和道德楷模。如日本京都宫殿中的《大禹戒酒防微图》,便是以大禹的形象和精神来警示当政者要勤政爱民,防微杜渐,不沉迷酒色。日本自1989年开始启用的“平成”年号,则取自于《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

  日本国内崇尚大禹、祭祀大禹成为民风习俗。自2006年起,日本的大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开始编撰《日本禹迹图》。截止到2020年的统计,日本有禹迹140处。此外,还确定了“大禹遗迹认定标准”“禹王遗迹数据引用规章”等规范。

  除日本外,在朝鲜半岛上,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有8处,其中5处是自然地名。韩国还有较多“禹”姓及祭祀传承。在“禹”姓的发祥地就有7处与大禹相关地名,集中在咸兴附近和南部的洛东江流域。韩国的大禹文化传播在江原道六香山有禹王碑,这是1661年许穆从中国原碑的文字拷贝过来的,被称为“大韩平水土赞碑”。

  从记载传说

  变为活态文化现实

  由于大禹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除文献记载,难以得到文字和考古的印证。但是,在大禹历史记载和活态传承的背景下,人们世世代代纪念大禹精神的文化印记,却真实存在且规模庞大。

  当前,大禹文化的研究重点开始由“虚”转“实”,逐步转向汇集、梳理大禹文化史迹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发掘其历史、科技和社会价值。禹迹图就是一种全新的大禹文化研究方法,所证明、显示的并不着重在大禹是否有其人、其在何地的治水业绩,而是展示了大禹文化的传播脉络和历史传承不同区域和种类的特点。通过禹迹图,我们可以思考和研究为什么大禹文化会集中在这些地区、流域产生?历史上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主流禹文化的源头与传播路径是什么?大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令人欣喜的发现是:《汶川禹迹图》与“禹兴西羌”的文献记载高度一致,与农耕文化与治水文化有着客观上的逻辑印证,与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十分吻合,客观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汶川厚重的大禹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通过禹迹图的科学研究,人们也就可以分析出,在不同区域,传说中的大禹故事和遗存有何区别。如汶川之“禹穴”是大禹出生处的象征;而绍兴宛委山的“禹穴”是大禹治水得天书,取得治水经验的地方。大禹治水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多彩,在不同的流域还是区域,“大禹”都有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0年11月5日

邱志荣
责任编辑:尼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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