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轩玮

　　“如果说雾霾是国家的‘心肺之患’，那缺水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如果说雾霾让今天变得昏暗，那缺水就是在一点一滴中扼杀明天！”

　　在3月9日政协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为16位发言委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卫小春作了《做好节水优先这篇大文章》的发言。

　　近年，水资源短缺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聚焦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水利成为热词，涉及工作部署多达20处。其中“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推进农业水价改革”等表述，引发了代表委员对节水问题的再认识，再思考。

　　节水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地区不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盲目开发，已经造成“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恶果。“地下水越抽越深，水源地越来越远，远距离取水的城市越来越多，用水成本越来越高”，成为当前我国水资源状况的真实写照。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认为：“对于‘我国是个缺水国家’的说法，有些人还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水危机已经来临。”

　　来看看对这一水危机的数字注脚：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全国2/3的城市属于“缺水”或“严重缺水”。其中，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在这种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要满足13亿人口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是一个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聂振邦认为。事实上，不仅农业，放眼全国，工业缺水、城镇缺水已是不争的事实，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虽然身处水资源丰富的珠江流域，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吴闻道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水量水质的保障状况感到有压力。”

　　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一定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吗？

　　不尽然。国际上水资源短缺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之，如以色列，虽然严重缺水，但通过发展节水农业，如今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如新加坡，曾依赖马来西亚供水，但通过把节水提升到国家战略，注重在全社会普及节水理念，采用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等措施，依靠自身解决了国家的缺水问题；再如加拿大，虽然淡水资源储量占世界20%，但全国上下一致努力保护本国淡水资源，因为加拿大人“坚信，有朝一日淡水会成为比石油更贵重的商品” 。

　　而我国的水问题，“一方面很缺水，另一方面浪费水很严重”。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尚勋武说道。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无论在农业、生产还是生活中，都存在大量浪费水的现象。比如农业上，渠系水利用系数低，大水漫灌等灌溉方式粗放，而滴灌、喷灌等现代节水灌溉模式使用率很小；工业上，单位GDP增加值用水量较高；生活上，水龙头水量不可控制等节水细节不到位；等等。

　　用水方式粗放、社会节水意识淡薄，导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益凸显，节水已刻不容缓。

　　节水优先是战略考量

　　就在去年两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变治水思路，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把“节水优先”摆在首位，对此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像抓节能减排一样抓好节水。”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节水优先是针对我国国情水情，总结世界各国发展教训，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的关键选择，是新时期治水工作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

　　国家“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建设节水型社会，到2014年，水利部100个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已经通过验收；同年，《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完成了对31个省级行政区的考核，其中包含用水总量控制等指标。节水理念正渗入到社会的每个细胞。吴闻道认为：“国家就节水对地方政府责任人的考核，相当于套上了节水的‘紧箍’。”

　　政协委员、著名央视主持人周涛呼吁：“节约用水一定一定是我们生活中第一要紧的。”

　　对于国民经济用水大户——农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对此，聂振邦认为，在农业节水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要用好有限的水资源，真正用在农作物关键的生长时期”；“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发展好节水农业，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解决缺水地区的水资源问题，节水具有战略意义。”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车黎明在强调节水重要性的同时，认为目前节水潜力还很大，“节水的意义，一方面是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破除农民增收瓶颈”。

　　车黎明解释，过去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提高产量，但对农业而言，这意味着化肥的大量使用，会带来面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而节水可大大增加单方水的粮食产出。

　　在国家实施的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中，吉林省着力推进膜下滴灌，效益显著，根据统计，过去1亩地产出仅700~800元，而使用膜下滴灌设施后，效益翻番，1亩地可达1400~1500元。“甚至很少有工业项目能达到这样的投入产出比”。

　　车黎明建议引入市场机制发展节水农业，比如以县或乡镇为单位成立节水公司，负责区域内的节水设施，并由国家给予一定补助。“这种方式比政府大包大揽效率高”。在节水技术推广方面，他建议可以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结合起来，由于农村合作社或者种粮大户实行规模化经营，如果节水公司和这样的组织结合起来，达到节水灌溉规模化，比一家一户推广节水效率更高。

　　节水优先关键在行动

　　如何从节水优先的顶层设计，落实到社会各行业以及个人的节水自觉行为？两会代表纷纷建言献策。

　　吴道闻建议，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对节水技术和产品的支持力度。

　　而尚勋武认为阻碍节水的最大问题是，全社会对节水没有达成社会共识，“浪费水可以，但涨水价不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现通水，耗资巨大，很多人付出很大的代价，离家舍业，背井离乡，可是身在北京不会有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没有感到过缺水”。所以他提倡，通过限制供水让大家尝试缺水体验。”

　　卫小春提到，节水，看似是技术问题，实际真正决定节水效果的，是文化，是道德，是社会风气，是文明习惯，是国家软实力。他从完善节水相关法律体系、调整耗水产品产业结构、加快水权改革、深挖生活节水潜力、宣传节水文化等方面，对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提出了具体建议。

　　“光有理念、愿望还不够，还要有政策，有要求，有激励机制。农业水价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激励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农业水价改革”，水利部2014年1月印发《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并在2014年年底启动了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0个县的试点工作。

　　对于农业水价改革，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首先要让农民形成资源价格的概念，同时配套水权交易整套制度，建立农民节水的激励机制。

　　车黎明呼吁尽快开展农业水价改革。他认为如果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提高水价，最终会导致恶性循环，水价过低，市场运作模式搞不起来，节水技术设施不能得到推广应用，无法发展节水农业，农民增收困难，反过来也更不利于提高节水积极性。他还建议，农业水价改革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为保障节水投入方的收益，是节水技术能够引入市场机制的前提。

　　“农业水价改革应与农业供水用水设备相配套，通过技术改进，使单位产出的用水量下降，保障但总成本不变。”尚勋武建议。

　　“把生命源融入中国梦，才能实现节水优先，引来源头活水！”卫小春委员最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节水优先，大有可为。大力推进节水优先战略，践行新时期治水方针，才能为新常态下的中国提供可持续的生命之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提供更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15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