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劳动者之歌》栏目介绍了黄河看水人谢会贵的感人事迹，他30年如一日，坚守在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源区玛多水文站巡测分队。节目播出后，在大河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平凡的看水人的平凡事迹，何以如此感人？
30年坚守青藏高原“帅哥”变成“老阿爷”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广袤的黄河源区各种小花争奇斗妍，人们说，那叫格桑花，它是为献身河源建设的人们而开的。这里天高云淡，白雪皑皑，丘陵起伏，溪流潺潺。这里是黄河母亲的出生地。
1955年，位于黄河源头玛多的黄河沿水文站建成，从此，黄河人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岁月流逝，时光荏苒，在黄河源区，先辈们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出的格桑花分外妖娆。
1977年7月，一位出生在青海省贵南县名叫谢会贵的年轻人带着美好的梦想，告别黄河水利学校，和同学们踏上西去的列车。他一跃千里来到陇原重镇兰州，先到兰州水文总站（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前身）报到，认清总站大门后，与同学挥挥手，只身继续西行。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沿水文站是他的目的地，全称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沿水文站。
他这一干就是30年。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牛羊跑，鹰击长空，牧歌声声，扎陵湖、鄂陵湖碧波荡漾……没有到过黄河沿的人几乎都有这种憧憬。可是这里条件的艰苦，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谢会贵却坚持在这里生活了30年，无情岁月把小谢雕成了老谢。
黄河沿是玛多县城所在地，这里气温很低，说是每年8个月的烤火期，可实际上是火炉长年不灭。即使在夏天，早晨也离不开棉衣，下雪粒或冰雹更是家常便饭。这里风速很大，刮起来可谓飞沙走石，沙子、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冬季在这里曾观测到零下53摄氏度的气温，实际最低温度比这还要低。一间房子生一个火炉，炉子周围两三米内还能感到有些热气，再远一点就感觉不到了。睡在床板上，褥子却冻结在床板上。
这里除了低矮耐寒的野草外，什么植物也没有，栽不活树，种不成菜。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60%。正是这种高原缺氧的环境使得谢会贵得了个“老阿爷”的绰号。
在玛多县城，提起“老阿爷”，妇孺皆知。这不仅因为谢会贵为人正直，人缘好，也许还因为他有了“歇顶”。想当年，一头浓密黑发的谢会贵，算得上是一表人才的“帅哥”。只是长年生活在玛多，经常吃不上蔬菜，没几年便开始脱发了。
救下的朋友做大官他却没有改变职业
1978年，因为谢会贵年轻、适应性强、能吃苦，组织上派他参加了黄委西线南水北调考察调研。他的角色是服务、测流。7月27日，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两条姊妹河首次有了同时测得的可比流量。8月6日，第二次测得两条河的同时可比流量，两条河的4次流量资料成了唯一说明河源两条姊妹河谁大谁小的根据。在获取4份流量数据的过程中，谢会贵的角色是下水测流。河源考察不是件轻松事，高原反应的感觉难以形容，做出的饭半生半熟，用高压锅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饭后不久，就肚子胀，胀得人来回折腾，拉肚子成了家常便饭。
那次考察，不知什么原因，考察队长骑的马突然受惊，在千钧一发之际，谢会贵奋力制服了受惊的烈马，才免去考察队长一难。队长十分感动，因此也开始关注起这位小伙子，在考察路上和他无话不谈，后来他们成了忘年交。考察结束临分手时，队长对谢会贵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就找他。
后来那位队长做了更大的官，可老谢只认识朋友，压根儿里就没想到要找这位当大官的朋友帮什么忙。有同事提醒他，他就说，麻烦人家干啥。总之，老谢没有因为交了做官的朋友而刻意想去改变自身的职业。
凿一个冰孔喘半天气他成了“玛多打冰机”
1979年冬天，上级给水文站布置了新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这项工作在内地做起来都十分困难，在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源区，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谢会贵是这次试验的骨干。凿冰孔是试验中相当有难度的活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抬腿走路都很吃力，而他们却要在一米多厚的冰上凿出一溜儿冰洞，完成试验任务。所谓试验，简单地讲就是每小时测一次流量。1980年冰期，这样的流量，他和他的同事共测了40份。是在什么环境下测出来的？是高原反应，是大气缺氧，还有零下40摄氏度呀！
冬季测流是很费气力的。河上坚冰厚达1.5米，铺天盖地的积雪也有一米多深。每次测流前打冰孔就需要几个小时。用一根两米长、十来公斤重的冰穿，一下一下把一米多厚的冰层打透。由于高寒缺氧，稍一用力就喘息不止，有劲使不上。一次要打十几个冰孔，需要不停地工作两三个小时。回头去安装仪器时，冰孔中又冻结了一层冰，还要再打一遍，捞净冰块。放流速仪前，需用热水把仪器的转子部分冲开，仪器才能正常运转。每次测流最少要用两瓶热水。
河上坚冰厚达1.5米，铺天盖地的积雪也有一米多深。就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谢会贵和他的同事硬是凿一个冰孔喘半天气地完成冰期流量试验。“玛多打冰机”的头衔也别无旁落地戴到了他的头上。
有一年冬天,谢会贵和他的同事卡文明坚守在新建的鄂陵湖水文站,大年三十到了，回玛多县城采购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不见回来。太阳落山了，他们在观测过18点的湖水位后，相对无言，拿出两只生羊腿，一人手拿一把小刀，削块羊肉，蘸着盐巴，就着烧酒吃了起来，竟喝得酩酊大醉。每逢佳节倍思亲。年迈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娇小的儿女，此时无不令他们思念牵挂。两人相互倾诉，情到深处，两位铁铮铮的汉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那哭声在青藏高原的夜幕里传得很远很远……
凄厉的北风席卷着粗犷的哭声在空寂的无人区里久久回荡。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谢会贵照样去看水位，两人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热爱生活的谢会贵每年天气转暖的时候，总是拿出平常收集的草籽精心地撒在小院内，使得荒芜的院落渐渐有了绿色。在工作上他更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只是近几年来身体差了许多，重体力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人们打趣地说：“玛多的打冰机已经老化了。”
说来好多人都不相信，在青藏高原上待了近30年的谢会贵也会有高原反应，甚至比初上高原的人反应还强烈。如今谢会贵每次从西宁回到玛多，都会头痛欲裂、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在高原上待久了，肺部长期处于极力扩张的状态，到达氧气充足的地方，才会慢慢正常起来。回到高原，又骤然扩张。如此反复，体质好的人还可以抵抗，差的便只能苦苦支撑，然而一旦支撑不住，情况就会更糟。
在玛多工作了近30年的谢会贵，学会了一点儿藏语，但平时一般不说，只有在酒后才会说上几句。而且在酒后他最喜欢唱的是《青藏高原》和古老的藏族民歌《桑吉卓玛》，只是这些歌曲在他嘶哑的嗓子里显得格外深沉。
上天还是公平的爱情去了又来了
凡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谢会贵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雪域得到了人生最美丽的爱情！妻子是他的邻居玛多县民贸公司的出纳员。1979年，他们在高原拜了天地。
1984年，大儿子出世，随着儿子牙牙学语，他们才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需要读书，需要学习的条件和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水文工作实行站队结合改革，成立了西宁水文勘测局，目的是为基层一线职工建设生活基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一线水文职工看到了曙光，可老谢的妻子既不是本单位职工，又不在西宁上班，生活基地对老谢一家有什么意义？
妻子提醒老谢，让老谢找找关系，给她调动单位，这样她就可以带着孩子回西宁了。可是到了1987年，政策允许他们第二个儿子出世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老谢很愧疚。妻子首先是女人，女人啊！一个河西粮仓长大的女人，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种艰苦环境中，还为老谢生了俩儿子，容易吗？妻子不要求去北京、西安，也不要求去兰州，就是想带着孩子到西宁，让孩子能受到好一些的教育，让老谢回来有个温暖的家。不求现在有多好，只求老了有个窝儿。合情合理，人之常情，一点也不过分。人家一个一个都调走了，可妻子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提起往事，老谢十分伤感。
1988年，妻子再也等不下去了，一对生活了十个春秋的恩爱夫妻分道扬镳了，妻子离开了玛多。谁也不能责怪他的妻子，她是不幸的。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那里长期生活、工作下去都不容易，何况一位女人呢？
离婚那天晚上，本来就善饮的谢会贵喝了很多的白酒，而且边喝边唱着《沙娃泪》：尕（小）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不知不觉翻过了日月山哪……那是一首曲调十分悲怆哀怨的青海民谣，反映了前往玛多挖金子的小伙子们背井离乡时的凄苦心情。没有人来劝慰谢会贵，有的只是和他一起纵酒高歌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
妻子走了，小儿子才一岁，他只好送回老家请姐姐照顾，自己仍然回到玛多，回到他看守的那段黄河。自此，老谢开始见老，头顶也像沙化了的草地，日渐“光明”。朋友劝老谢说：“回西宁卖冰棍，再没本事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在那鬼地方强。总可以照顾孩子生活和学习呀。”可老谢脑子里就剩下“黄河”两个字了！
上天还是公平的，1990年谢会贵重新组织了家庭，找到了家的温暖。妻子在西宁领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为谢会贵托起一片爱的天空。妻子不仅对谢会贵很好，对他的儿子也很关心。这对年近五旬的谢会贵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憨厚朴实光荣的他黄河精神的体现者
2004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率团考察河源，来到玛多黄河沿水文站慰问。几代水文人的事迹震撼了考察团成员。于是，黄委向全河发出了向玛多黄河沿水文职工学习的号召。2006年8月，水利部副部长周英考察河源时，专程到玛多黄河沿水文站视察工作。她详细询问了站上业务的开展情况和各种保障措施，对玛多黄河沿水文站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与职工一同吃了简单的午餐，向奋战在一线的水文职工发放了慰问金。
谢会贵是憨厚朴实的，他更是光荣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人生。那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作在黄河源头高寒缺氧地区，忍受着恶劣环境的折磨和家庭离散的痛苦，兢兢业业，为黄河水文事业提供了上万份黄河源头勘测数据，这种黄河精神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