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城乡供水事关百姓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事关生态环境改善。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水利部门高度重视城乡供水工作，供水思路不断创新，供水能力不断提高，供水领域不断扩大，供水体系不断完善。在饮用水方面实现了从“饮水解困”到“饮水安全”的提升，工业用水开始从“以需定供”向“以供定需”转变，生态用水从“被挤占”向“高度重视”转变，节水正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道德体现。　

　　成就速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供水能力得到极大提高，2008年供水量比1949年增加了近5倍，基本满足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有效应对了多次严重干旱，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旱灾损失。
　　●国家实施的饮水解困工程和饮水安全工程，极大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累计解决了4.37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或饮水不安全问题，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德政工程”。
　　●利用现有工程措施，实施科学调度，完成多项应急供水工程，统筹解决了流域性、区域性缺水问题，保证了城市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年平均1%的用水低增长，支撑了年平均9%以上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世界平均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创造了高于世界平均3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008年4月25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78岁的张中俊大爷拧开自家新装上的水龙头，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了出来，笑得合不拢嘴。张大爷在山上生活了一辈子，一直过着靠天吃水、与人抢水的日子。

　　从西北农村、黄淮海平原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和张大爷一样经历新旧社会的老人，一样面对此情此景，无不感慨万千。自国家实施饮水解困工程和饮水安全工程以来，数以亿计祖祖辈辈喝水难，喝着高氟水、苦咸水的农民，如今都可以畅饮甘甜的幸福水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年，国势极度衰落，水旱灾害频发，江河治理落后，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偌大的国土上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和一些塘坝、小型水库，我国城乡供水体系极不完备。

　　60年后的今天，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我国供水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供水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6591亿立方米，基本满足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有效应对了多次严重干旱，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旱灾损失。

　　饮用水：从“饮水解困”到“饮水安全”的提升

　　农村人口众多且分布广阔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农村饮水安全成为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农民生活状况改善的重要标志。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作，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逐步开展了以灌溉排水为重点的农村水利基本建设，结合蓄、引、提等灌溉工程建设，让一些地区的农民告别了“无水喝”的历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解决农村饮水问题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国家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和在小型农田水利补助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等措施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

　　1980年，水利部在山西召开全国农村人畜饮水工作会议，提出了五年奋斗目标。1984年国务院转发了《全国农村人畜饮水暂行规定》。农村饮水解困正式列入国家规划，标志着农村饮水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9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作为奋斗目标之一。各级水利部门加大了农村饮水解困工作力度，到1999年年底，解决了占任务数70％以上人口的饮水困难。

　　进入新世纪，饮水安全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的目标，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十五”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现存的饮水困难问题，保证群众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4年年底，全国农村饮水困难问题提前得到基本解决。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共有6700万群众告别了吃水难，饮水解困计划任务超额完成。

　　2005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工作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中央明确提出，把饮水安全工作作为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按照中央要求，水利部及时部署，提出将农村饮水工作重点由饮水解困转向饮水安全，并将其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

　　2006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十一五”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解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15年全部解决全国3.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此项工作进一步“提速”，力争在2013年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这是一项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解决农民饮用水问题的民生水利工程，是农村水利工作思路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农村水利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各级水利部门责无旁贷，迅速行动起来，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快速推进。在解决饮水困难与饮水安全的过程中，水利人总结以往工作中“重建轻管”、不能持久发挥效益等教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即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制订规划，多方筹措资金，因地制宜建设，利益相关者参与。正是这一思路，使得农村供水工程实现了“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

　　农村饮水解困和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不仅让农民喝上了放心水，也明显提高了农民健康水平。初步调查显示，项目区内受益农民的肠道传染病等疾病发病率降低了47%，农民投入取水的劳动量明显减少，农户生活用水量增加，生活质量大大改善。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对饮水安全工程的满意度达96％，许多农民称之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不仅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也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提高了农村抗旱减灾能力，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据统计，我国累计解决了2.7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到2004年年底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近年，国家加大了投入，解决了1.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13年，将全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工业水：开始从“以需定供”向“以供定需”转变

　　我国人均水资源总量不足，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均，因此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制于水资源的供给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水源地建设成为改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优化配置水资源，为城市、农村饮水提供稳定保障的重要手段。1951年10月，作为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的官厅水库动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此后，大中小型各类水库相继开工建设，8万多座大小水库遍布祖国大地，为城市、农村以及我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水资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其生产规模、生产水平、产业布局等大多都处于初级水平，水资源的供给与保障基本上根据工业发展需求来确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量和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本就缺水的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严重缺水的城市达400多个，缺水特别严重的城市有110多个，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水资源的短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水资源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工业的命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面对新形势，各级水利部门加强城市水源地保护与建设，确保城市人口供水安全。即便如此，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

　　为解决这一难题，水利部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适量调度，建设了一些跨流域调水工程，确保更大范围水资源优化配置。

　　1963年12月，我国政府决定拨专款3584万元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1965年3月通水后，又三次扩建，以不断满足香港地区的用水需求。目前，对港年供水量7亿多立方米，占香港总淡水用量的七成以上。

　　1972年11月11日，为了解决天津的水源危机，国务院决定从河南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接济天津。此后，引黄济津成为解决天津用水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1983年9月11日，引滦（滦河）入津（天津）工程正式通水。

　　1988年5月16日，对珠海、澳门供水第一期工程试通水成功，日供水量达9万立方米。

　　2002年12月27日，世界最大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形成“四横三纵”的水网，京津及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危机将得以缓解。

　　调水使水资源在更大时空范围实现了优化配置，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不言而喻。但是，水资源依然是稀缺资源，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由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成为一种必然。面对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我国开始推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承载能力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

　　由于水资源承载能力所限，许多地方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被“叫停”；许多企业依靠自身节水技术改造，循环水、再生水的利用越来越广泛，出现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用水零增长或低增长；一些经济性指标好的项目，通过水权转换，实现了农业节水支援工业、工业发展“反哺”农业的可喜局面。一些城市乃至省份，把水资源节约与保护作为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环，实现了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用水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年平均1%的用水低增长，支撑了年平均9%以上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世界平均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创造了高于世界平均3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生态水：从“被挤占”向“高度重视”转变

　　人类自古傍水而居，中华文明就是发祥于黄河流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给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水资源用途的排序：生活—生产—生态。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开发利用好河流里的每一滴水。可是，有限的水资源往往在满足生活、生产用水之后，要么无水留给生态，要么是污水影响生态。

　　人类对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灾难的前兆。许多流域源头沙化，来水量急剧减少，造成河流干涸断流；广阔草原荒漠化日趋严重；作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无水源保障，面积在逐步减小；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导致一些城市乃至周边地区都出现供水危机；极端气候导致洪涝灾害、旱灾频繁出现……

　　1999年以来，水利部门围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了思想解放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根本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提出的增量供给需求，而且还走进了“死胡同”。缺水地区出现了“有河皆干”，丰水地区出现了“有河皆污”，生态问题日益显现。必须树立“大”的水资源观，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谋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谋求更高层次的人水和谐。

　　思路决定出路。进入新世纪以来，按照中央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得到了广泛认可和积极践行。水利人在摸清我国水资源“家底”的同时，进行了科学规划。在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中，充分考虑生态用水需求，在水量分配调度时，提前预留生态用水，维护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此外，为改善局部生态环境，水利部门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自2000年4月30日开始，九次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挽救塔里木河下游已严重衰败的“绿色走廊”，从此塔里木河尾闾重现碧波万顷景色，谱写了一曲“绿色颂歌”。

　　2001年7月,国家正式启动扎龙湿地应急补水计划，此后，又三次实施补水，丹顶鹤的故乡绿意盎然。

　　2002年1月以来，引江济太工程持续实施，有效缓解了太湖地区水污染问题。

　　2003年12月28日，我国又一项生态补水工程——引岳济淀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开工，挽救即将干涸的“华北明珠”。

　　2005年1月以来，连续五次实施珠江枯季水量统一调度，保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黄河自1999年实施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以来，已连续10年不断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继续滋养着五千年的文明。

　　…………

　　60年艰苦探索，60年辉煌跨越。

　　按照中央要求，水利部门加强水资源管理，切实把节水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节水型社会建设由点向面铺开，逐步建立起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推动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一体化管理。节水，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道德体现。

　　然而，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给水资源安全供给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如何以有限的水资源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破解的命题。

　　欣慰的是，我国城乡供水方式由分散供水向集中供水转变，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供水转变；水资源配置由单一调度向联合调度转变，由单一注重水量调度向注重水量、水质转变；水资源配置效果由单纯注重生产生活用水向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转变；水资源配置模式由过去的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在注重水资源科学配置、高效利用的同时，更加注重节约保护……

　　欣慰的是，我们对水的态度和处置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水和谐向更高层次迈进。

　　变化彰显进步，变化昭示希望。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自然河流、输水渠道、管网，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水网”。而“中华水网”的覆盖面、控制力、快捷度、安全性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古老中国的崛起，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高。

　　正是由于有了日渐庞大的“中华水网”，神州大地才得以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正是由于交织的“血脉”，将新鲜“血液”输送到了四面八方，中华民族才得以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0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