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林一山同志是一位治水的战略家、实践家和水利技术专家。他运用辩证法研究和解决治水中的重大问题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今闻林老不幸与世长辞，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林老无尽的哀思！
20世纪50年代我刚到长办(即今长江委)不久，恰逢林老号召和组织全办技术干部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倡导大家学好辩证法，用来指导和总结工作，提高业务工作水平。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也激起了我们学习的兴趣。他不仅这样号召，自己也身体力行。几十年来，大到治江方略，《河流辩证法》等鸿篇巨制，小到工程中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的独辟蹊径，无不闪耀着他辩证思维的光辉。由于我学习得还不够，无力对他运用辩证法于治水的成就作深入的探讨，下面仅就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中亲历的几件事，谈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1972年，葛洲坝工程因仓促上马而碰到许多难题，周恩来总理果断决策，暂停主体工程的施工，由长办负责认真修改设计。林一山同志临危受命，被周总理指定为修改设计的总负责人。他在研究了诸多问题和矛盾后，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要修改原来的枢纽布置方案，而且语出惊人，提出要挖掉葛洲坝。葛洲坝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将主河槽大江和左岸的两个支叉二、三江分开。几十年来的研究都认为它是一道天然的纵向围堰，而葛洲坝水利枢纽也正是以这个岛命名的。难怪有人乍听这个意见时惊诧道：“挖掉葛洲坝(这个岛)还叫什么葛洲坝(工程)?”然而林老提出这个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葛洲坝工程先于三峡工程兴建后，因为没有三峡水库调洪，它的泄洪流量加大了好几万秒立方米，需要更大流量的泄洪闸宣泄洪水。同时，它不是利用三峡电站的泄水发电，而是利用天然流量发电，因此，林老认为应增加装机多发电。这就需要更多的位置来布置泄水闸和厂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天然情况下，江水出南津关后由于左岸矶头的挑流作用，主泓是走大江。而模型试验表明，葛洲坝水库抬高上游水位后，矶头的挑流作用大大减弱，主泓已左移至葛洲坝头部和二江的右侧。因此挖去葛洲坝后，将泄水闸布置在这一带，不仅有利于泄洪，也有利于排沙和推移质，大大减少其两侧电站进水口前的淤积和粗砂流过水轮机造成的磨损，同时还有利于截流，真是一举而三得。随后的模型试验和20多年来的运行实践证明了他的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性。这件事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技术干部就没想到这个方案呢?这不单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关键是我们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随着矛盾的转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而是囿于过去某些研究结论，缺乏辩证的思维。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大江和三江航道问题。此前已决定将三个船闸分别放在靠近两岸处。这虽然为航行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是仍然有些问题。一是船舶驶出南津关时要加大航速冲过主流，以免被急流冲向泄水闸。过了主流到达船闸之前又要求完全停下来，再缓缓进船闸。这中间的距离是不够的。二是岸边的流速虽然小一点，可是愈到坝前水面愈宽，会产生边滩淤积，妨碍航行。三是在南津关一带水流复杂，有泡漩、剪刀水等，流量较大时航行很不安全；近坝前还有横向水流，不利于船舶进出船闸。曾有人建议将船闸向坝下游移一百多米，坝的两头也向下游拐弯，形象地称为“开抽屉”方案。记得一次召开技术委员会之前，黄宣伟和我向林老汇报这个问题。他一边凝神静听，一边思索，两臂还不时前伸做着手势。最后他说：“我们何不在坝上游建两道堤伸向南津关，在船闸上游形成两个静水区。这样船舶一出南津关很快进入静水区，从容减速停靠。静水区的水面较窄，可以提高冲沙的效率，把边滩冲掉。同时也消除了坝前的横向水流，岂不一举数得。”他把这两道堤形象地称之为两把“关刀”，后来被称为“防淤堤”。他的这个设想经过模型试验被证明是可行的。这就最终形成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现在的布置形式，被称为“一体两翼”的布置和“静水通航，动水拉沙”的运用机制。20多年运行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成功的。在修改设计过程中，林老还提出了“河势规划”这一概念。就是说在研究枢纽布置方案时，不仅要搞好坝轴线上的各建筑物的布置，还要根据河流动力学的原理把坝上下游的河道和水流的走势作出合理的安排。这是我们过去从书本上从未学到过的理论。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林老娴熟地运用辩证思维，才能把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内在联系分析得如此透彻，寻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并从理论上加以提高。
前面提到，在南津关一带水流情况十分复杂，有泡漩、剪刀水等不利于航行的流态。为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三结合”时，请来有经验的船长，请他们说在什么流量时可以航行，什么情况不可以航行。修改设计时，林老认为船长们是根据直观的经验作出的判断，不能作为科学依据。于是他很有魄力地组织了“实船试验”，请来有经验的船长驾驶“实船”航经他们认为可以航行的流态。同时派出科研人员“实测”各种流态的水平流速、垂直流速、波浪高度等水力学参数，记录船舶的驾驶数据、缆绳拉力和航行轨迹等资料，作为模型试验和判断的依据。然后用模型试验来研究水库蓄水后的变化情况。
因为水库蓄水后水深加大了，流态也随之改变了。举例来说，天然情况下2万流量时的泡漩强度，蓄水后可能要到4万流量时才出现。这样通航流量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同时还可正确判断工程措施的效果。为了弄清船舶出南津关后到底要多长距离才能停靠下来，就在流态相似的鄱阳湖口一带去做“实船试验”。当时航行于长江的船长们都未经历过船闸，一听说闸室的尺寸比船舶的尺寸大不了多少，都非常担心，认为不安全。林老就组织他们到大运河去亲自过一过船闸，他们的疑虑才打消了。经过一年多这样真正的科学的“三结合”，争论了几年的通航问题终于解决了。20多年过去了，葛洲坝没有因此而出现过航行事故，长江更没有断航。那个年代将“救船、救鱼、救木”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更何况是在长江上修坝。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过，修了葛洲坝如果碍航也要把它炸掉。林老肩上的责任之重自不待言。当时对“三结合”的片面理解和形而上学的做法我们都是亲历过的。林老在那种情况下，坚持实事求事，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他的胆识和魄力，使我深深折服和钦佩。他坚持辩证法，运用辩证法的精神，永远教育和鼓舞着我。
来源：长江水利网 2008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