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一个人而言，尤其是2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几乎等同于一生。就有这样一个人，将这段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黄河源头与水文事业。他就是谢会贵，黄河源头一位平凡的看水人。

谢会贵曾用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坚守高原三十年的事业，朴实而令人感动：“我干的工作很平凡，就是看黄河水，测流取沙看水位，只要肯吃苦，认真去干，就能把工作干好。”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高寒缺氧、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他用非凡的吃苦精神在雪域高原痛并快乐着；用极度的忍耐精神战胜了情感的寂寞，把平凡阐释到了极致，并进而升华为伟大。

他信守青春的诺言

1975年，高中肄业参加劳动一年后的谢会贵，从他的家乡青海省贵南县被推荐到黄河水利学校学习水文。那时，18岁的他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他的同学大多做过工人、教师或干部，仅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10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眉清目秀、活泼勤快的翩翩少年当做小弟弟。篮球场上，总是有他矫健的身影；歌咏会上，大家鼓励他一展歌喉；床单被褥，总有大姐姐帮他拆洗得干干净净；就连他到开封市马道街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像，也被在橱窗里展览了好久。他说，那真是一段幸福时光，处处被友情、爱和青春向上的力量鼓荡着，整天都有想唱歌的感觉。

两年的时光一闪而过，1977年毕业前夕。谢会贵响应学校“到环境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向学校革委会写了封信，坚决要求到祖国大西北去，要把青春奉献给祖国！这是他向自己，也是向青春许下的诺言。他的信被抄写成大字报贴到教室走道，学校的大喇叭从早到晚反复广播他的信，那几天他真的成了明星。很快，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把他分配到万里黄河最上游的水文站——青海省玛多县黄河沿水文站。

谢会贵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怀着对青藏高原美好浪漫的憧憬，从开封奔赴西宁。西宁没有直通玛多的汽车，只有10天一班通往玉树的汽车路过玛多，这是晴天，如果遇到雨雪，发车的时间就很难说了。谢会贵在西宁等了8天，才等到了一班汽车。498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4天。过了共和县城，全是砂石路，坑坑洼洼，颠得他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高原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雨雪冰雹就毫无顾忌地落下，道路翻浆，谢会贵不停地下车帮司机推车。第四天晚上六点多，他才到达目的地。

黄河沿水文站位于玛多县城边，1955年6月建站，建站初期，曾有两位职工在测流时遭匪徒枪杀。谢会贵来时，站上的职工住在县新华书店的两间土坯房，没有电，点煤油灯。听说是分来的学生，几位老职工赶快为他铺床做饭，当成宝贝似地嘘寒问暖。然而，旅途的劳顿不说，高原反应使得谢会贵头痛欲裂，心慌胸闷，连喘气都变得困难，他哪里吃得下东西？这里海拔4200多米，开水只能烧到80度，面条、米饭永远夹生，艰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突然很想家！难以克制地想家！老站长看着这个20岁、还有些单薄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让他回家住些日子。谢家兄妹8人，排行第八的谢会贵备受宠爱。哥哥姐姐中，有在公安局、银行、林业局工作的，有的还是领导干部，在中专生还比较稀缺的上世纪70年代，为谢会贵换个工作，应该不难办。但谢会贵在家住了不到20天，还是返回了水文站，他说：给学校的决心书是自己主动递交的，必须信守诺言，绝不能当逃兵。

1978年至1979年，谢会贵连续两年参加了黄委组织的西线南水北调查勘。他的任务是水文测流和后勤服务。1978年7月27日，谢会贵对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分别进行了测流，两条河流第一次有了同日测得的可比流量，而这些数据成了谁是黄河正源之争的宝贵资料。在考察过程中，考察队长董坚峰的坐骑突然受惊，当时，谢会贵正骑马与他同行，千钧一发之际，谢会贵眼疾手快，一跃用自己的马横拦住董队长的马，并奋力死死挽住惊马的缰绳，避免了一次事故的发生。从此，董队长记住了这个踏实能干、机智勇敢的小伙子。考察结束时，董队长问谢会贵愿不愿到郑州工作，与缺氧的“世界屋脊”相比，四季分明、桃红柳绿的中原几乎就像天堂一样。但想到一年前交给学校的那份决心书，谢会贵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他不是不想到内地工作，而是他必须信守自己的诺言。

他有一个“玛多打冰机”的绰号

在玛多县城，有个零下53摄氏度的最低气温纪录。这是谢会贵和他的同事测得的。

1978年1月2日晨，一夜六七级的北风把周围的雪都卷到了位于玛多黄河大桥下的断面上。8时，谢会贵和同事韩强在断面测到了零下53摄氏度的最低气温。那天，断面积雪厚达1.5米,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一条通道, 然后轮流挥动2米多长、十几公斤重的钢钎奋力凿冰。由于高寒缺氧，稍一用力就气喘不止，甚至觉得有力用不上。一钎下去冰面上仅出现一个白点，急得两个年轻人直想掉泪。天黑了，测流所需的18个冰洞还没打完，而先打穿的冰洞又结了冰。如果等到第二天，今天的辛劳就会白费，而且还会影响测流。他们决定连夜干。他们回到站上取来手电筒，一人照着，一人继续凿冰。打完冰去安装仪器，回头还要再打一遍冰孔中新结的冰。放流速仪前，要用热水把仪器的转子部分冲开，仪器才能正常运转。可那天太冷，带来的两瓶热水用完了，转子还没冲开，无奈中两人用自己的热尿解决了这一难题。那一天，留下了这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最苦涩、也最自豪的青春记忆。如今，翻阅那些已经发黄的水文资料，我们得知：1978年1月2日，玛多水文断面雪厚1.5米，冰面最厚处1.5米。

1979年冬天，为了适应改革，上级给玛多站布置了新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其目的是为简化河源地区野外测流次数同时又必须保证水文数据的精确，从而找出最能代表月平均流量的数值。这项工作在内地做起来都十分困难，在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源区，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谢会贵是这次试验的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凿冰孔的角色，在那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抬腿走路都很吃力，而他们却还要在一米多厚的冰上凿出一溜冰洞。而所谓试验，简单地讲就是每月连续7天每两小时测一次流，持续观察水文数据的变化。这个冰期，这样的流量，他和他的同事共测了40多份！是在什么环境下测出来的？高原反应——大气缺氧——摄氏零下40度！

说起高原反应，大气缺氧，零下40度，大家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而没具体的感受。一些简单的例子也许可以更直观地说明。黄河沿水文站位于青海海拔最高的玛多县城。初上高原，人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在内地心跳每分钟七八十次，在这里可以达到一百多次，有些人心跳速率高达140多次，心似乎要从胸膛蹦出来。嘴唇干裂，浑身酸软，走路抬腿，就像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头疼脑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人戏称这就是《西游记》里紧箍咒的味道!玛多的气温很低，每年八个月烤火期，实际上火炉常年不灭。即使在夏天，早晨也离不开棉衣，三伏天有时看来天气晴朗，一会儿刮上一阵风，便会下起雪粒或冰雹来。这里风速很大，刮起来飞沙走石，沙子、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生疼。一间房生一个火炉，炉子周围两三米内还能感到有些热气，再远就感觉不到了。睡在床板上，褥子都冻结在床板上。

这年的冰期试验，是谢会贵参加工作后遭遇的最为艰苦的工作。为了获取准确的数据，只要水位有变化，不分昼夜都要凿冰测流。回到站上还要自己做饭。他干脆买来几只羊，煮上一大锅羊肉，饿了，捞出一块充饥，就这样，水少了添水，肉完了加肉，煮来煮去，一个月没有洗过锅。

那年冬天，谢会贵日夜打冰测流的事儿县城的人都知道，他们赞叹他的吃苦敬业，对他更加友好和尊重。春节，玛多县委书记专门到站上慰问了他和他的同事们。

30年中，谢会贵在河源区坚硬的冰面上打了多少个冰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他测量记录的数以万计的黄河水文数据，却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为黄河的治理、开发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尤其是最苦的冰期试验，谢会贵在冰天雪地中测下的流量、计算出的数据交给专家分析，由此实现了黄河沿水文站从驻测到冬季改为巡测的历史性跨越。不知什么时候起，谢会贵被人们叫成了“玛多打冰机”。这是一个很有些冷酷的绰号，因为生命是有极限的，谢会贵却不经意地超越了这个极限。

他身兼两项最艰苦的工作

2006年冬，谢会贵荣获黄委劳模称号。在兰州召开的表彰会结束后，黄河报、黄河电视台一行人跟着谢会贵到玛多实地巡测了一次。

这次玛多之行，记者们了解到谢会贵在雪域高原肩负着测流和开车两项最艰苦的工作。而这当中，有许多细节，让人感动，让人心酸。

刘玉平1993至1998年曾任玛多水文勘测分队（前身是黄河沿水文站）负责人。他说，由于玛多黄河比较窄浅，无法用船测流，一年四季只要不封冻都要下水测量。每次，老谢总是第一个穿上胶裤下水，在冰冷的河水中一站就是近一个小时。工作特别主动认真，什么事交给他都特别放心。老谢还是站上的兼职司机，这里的路况不好，陷车是常有的事。而且荒无人烟，修车时想找块石头支一下都困难，石头全部冻着，抠出来要费很大气力，有时还要从很远的地方背过来。一次，他们从热曲黄河断面测完流，已是下午6点，返回玛多途中，车坏在了距黄河乡20公里的地方。修了几个小时，连测流时穿的救生衣都垫上了，招数使尽也没修好，4个人又沿原路将车子推回黄河乡，整整在冰天雪地中折腾了一夜。

现任队长梁海青说，老谢工作上非常投入又很能吃苦，站上人少，外业测验他总是抢着下水，让别人做记录。再厚的冰，他总是主动想尽各种办法打开。高原地域辽阔，每次巡测时必须出车，鄂陵湖、黄河乡两个站均距玛多60公里，老谢总是担起开车任务，非常乐意。到后也照样测流，还专拣重活苦活干，等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没有额外待遇，也没有怨言。在站上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为炉子添煤，烧水，做饭，有时也到山上转转，算是锻炼身体，然后就到河边看水位。平时有点小病，很难受也不吭声，除非别人看出来强迫他休息。这些年，老谢每年平均要穿坏三四条胶皮裤，而他作为兼职司机，从手扶拖拉机、摩托车、解放牌卡车、跃进客货两用、北京吉普、切诺基到如今的皮卡，经他手开过的车辆也有八九辆了。

林伟也曾在玛多做过谢会贵的同事。他说，老谢的很多事都让他感动。1991年1月，他和老谢一起测流。为了将仪器深入河底，老谢穿着皮裤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正在全神贯注地忙碌，突然，冰缝中一股暗流涌来将老谢冲倒，等把他从河里捞出来时，整个人已经成了“冰棍”，回家就轻微感冒了。第二天，他不顾同事的劝阻，又出现在了河边。林伟还讲了老谢出车的一件事。1992年冬天，谢会贵和同事曾毓海开车到热曲断面巡测，沿途积雪厚达一米，他们一边走一边用铁锨开路，半路上水箱冻了，就用喷灯轮流烤车。往返6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足足用了一天。干粮吃完了，饿了只有抓把雪填填肚子。回到站房时，全身均已麻木，毫无感觉。

返回西宁的途中，汽车再次抛锚在风力5、6级、气温在零下30多度的峡谷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旦不能及时脱离险境，两人将面临生命危险。北风凄厉，严寒彻骨，带着手套无法利索拆卸零件，谢会贵索性赤手在酷寒中跟铁器接触，凭借过硬的修理技术，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排除了故障，而皮肤也被冰冷的铁器粘去几块。

冬天巡测时往返一千多公里，每次出发必须带足干粮和衣服，路况不好时，一天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汽车在高原上，特别是早晨很难启动，为此一到玛多就将车辆入库，生上火炉，关紧车库门保温，夜间还需多次添煤以保证第二天正常使用。

说起穿坏胶皮裤的事，谢会贵这样解释：他之所以抢着穿胶皮裤下水，是因为他在这里已经30年，基本掌握了这段河床的变化规律，遇到危险时可以应对。年轻人下水，他不放心。至于说到兼职司机的辛苦，老谢则有些得意：也不光是苦，每年趁审车可以多回一趟西宁。

玛多县委小车班司机袁学刚是谢会贵多年的老朋友。听说老谢成了劳模，袁学刚连说了几个“应该！”激动兴奋得如同自己得了大奖似的。他说，老谢人实在、随和、热情，谁有困难他都主动帮助，在县城人缘特别好。上世纪80年代袁学刚到黄河乡，老谢去那里打冰测流，特别辛苦，中午啃干粮，到他那里找水喝，气候又不适应，但不管多艰苦，完不成任务老谢决不离开，那种在极度艰苦中对工作负责的态度让袁学刚非常敬佩。

                       他和寂寞一起唱歌

  有人说，选择水文就是选择寂寞。只有学会与寂寞打交道，才能做好这份工作。谢会贵用30年的宝贵年华为我们注释了这句话的含意。

在玛多，谢会贵不仅要忍耐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更要忍耐的是挥之不去的精神上的折磨和情感上的寂寞。玛多县政府官员介绍：玛多县城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城，高寒缺氧，四季寒冷，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青海当地的许多干部都不愿来玛多工作。由于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当地人均寿命仅为54岁左右。在玛多长期工作后，都会对人体造成无法恢复的严重伤害，离开玛多下高原后，也会变成长期吃药的“药罐子”。当地流传说，在玛多工作是“四十岁前拿命搏钱，四十岁后拿钱保命”。地方干部极少在玛多工作30年的，一般干够20年就可以轮换或退养了。谢会贵在玛多工作长达30年之久，而且干的是野外水文工作，的确让人佩服和敬重。

说到高原的寂寞，谢会贵的同事魏云说起一段往事。玛多水文站尚未巡测时，每年冬季，大家轮流休息。遇到大雪封山，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一时运输中断，物资匮乏，严重时只能依靠白皮面维持生计。这种情形，谢会贵已经历多次。

冬天的玛多县城一片空寂，只有个别值班人员留守。说不清有多少个夜晚，谢会贵独坐煤火炉前，一瓶烈性白酒、一杯浓茶以及几块羊肉，聊以打发无尽长夜。有时在黑夜中游荡，直至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