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一条维系着炎黄子孙灵魂家园的河流；
一条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河流；
一条跨越时空流进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与生命里的河流；
黄河，几经岁月的洗练，几经泥土的铺陈，塑造了泱泱大国，孕育了古国华夏。
黄河，见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蓬勃张力，虽历尽沧桑，阅尽人间变幻，却始终没有改变她那与儿女们共同的肤色，没有改变她那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也正是因为这条河，中国人不知倾注了多少情感与心智，几千年间，今人循着古人的思绪，黑发人沿着白发人的足迹，一朝朝接着一代代，今黄河连着古黄河。
大河奔涌，逝者如斯，送走了几多荡气回肠的故事，留存下几多至今仍在闪烁的名字。在人民治理黄河的进程又走过一个甲子的年轮之后，让我们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走进尘封的历史，重新梳理起这条厚重的治河脉络，追寻那条流淌在无数志士心灵里的黄河……
上篇：古国华夏 悠哉黄河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大多由黄河流域来承担和讲述。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繁衍于黄河，并由此延展至整个中国，乃至东南亚，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黄河之于中国，就如同古希腊之于欧洲，恒河之于印度，尼罗河之于埃及，她是文明积淀的最初载体，亦是一部流淌的古书，至今仍在翻阅、续写。然而，如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国已湮没于漫漫沙漠之中，古埃及也早已走进历史的长河一样，与黄河文明并行的其他文明，或因环境恶化，或因河流断绝，或因灾害更迭，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失落和中断，但只有东方这条神奇而伟大的河流，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延续、发展，坚毅地挺进在东方大陆上。无论从时间的跨越还是从空间的影响而言，黄河文明的记录无疑是唯一的。
史前的黄河流域，气候宜人，大地富饶，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繁衍生息得天独厚的所在。陕西的“蓝田猿人”、“大荔人”，汾河流域的“丁村人”，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河套人”，以及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的“仰韶文化”等，都广布于黄河流域。查阅我国朝代的更迭，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至今4100多年中，从西至皋兰，东抵开封，北到银川，南达西安的广阔区域里，在黄河流域建都的年代就有2400多年。我国鼎盛时期的六大古都之三——西安、洛阳、开封，全在黄河流域。遥想曾经喧嚣的京都地区，人口均逾百万，俨然一个国际大都会。
时空转换了四千年，黄河孕育的文明从没有间断过，及至今日，黄河流域依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河下游防洪保护区的冀、鲁、豫、皖、苏5省、110个县（市），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亿人，耕地1.1亿亩，是我国重要的粮棉基地之一。区内还有油田、煤田等重要能源基地。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曾几何时，黄河水已把这里几经淘洗与灭顶。
黄河改道，或称大徙，在有史料记载的两千多年里狰狞了两百多次，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的首次河徙开始，或东北流入渤海，或东南注入黄海，波及范围，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黄河下游河道历代决口变迁，使华北平原逐渐淤高，在那土地之下，是曾经繁华的城镇、集市和喧闹的人群。1919年，在河北巨鹿县地下发现了一座宋大观二年（1108年）河决冀州时的巨鹿城，墓碑街道，历历可见。而1982年在开封龙亭潘湖湖底一米处挖出明代周王府的房舍，经考证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所淤埋。圃田泽、菏泽、巨野泽等北方曾经的大湖泊，今天只有在史书上寻找它们的波影了。在黄河留下足迹的地方，如延津以北的汉代故道和流经兰考的明清故道，如今都成了一条高出地面的沙带，那是黄河用泥沙写在历史之“墙”上的一道道印记。
这种阵痛般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无论对于政权的稳定，还是民众的生计，都堪称人力难以抵御的大患，为历代执政者所深虑。“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语盖源于此。因此，古人治理黄河的重心只能先从抵御洪水，驱除河患，保护家园着眼。这种治理的思想与实践自传说中的大禹开始。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甚广，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总结以往治水失败的原因，改用“因水之流、疏川导滞、分流入海”的策略，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九河，平息水患，使人们得以“降丘择土”，迁居平原，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大禹治水成功后，被尊立为王。虽大禹的故事已远去数千年，其治水细节已无从考证，但他留存给后世的治水的思想：即遵循水流运动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依靠人民，以艰苦卓绝和奉献忘我精神，才能克水制胜——却是惠及中华的巨大精神财富，后人尊称他为神禹，不为过也。
春秋时期，黄河下游日渐开发。齐国地处黄河下游，沿河平原地势低下，各种灾患以水害为大。管仲于公元前685年向齐桓公提出筑堤防洪、除害兴利之法。齐桓公采纳管仲建议并付诸实施，齐国得以富强，终成霸业。当时，沿河诸侯相继筑堤，“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不顾水流畅通，多转折弯曲，造成许多人为险工，危害甚大。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于葵丘会集诸侯订立盟约，提出“无曲堤”的法规，要求各诸侯共同遵守，不允许修筑阻水、挑流的弯曲堤防，损人利已。这是关于黄河下游筑堤为防较早的记载。
由于受堤防约束，河床淤高，黄河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在黎阳宿胥口决徙，偏离禹河故道，为史载黄河第一次大改道。至战国时再度筑堤，且连贯在一起形成规模，此道行河至西汉末年，也迎来了著名的“贾让三策”。
西汉时期，黄河不断在冀州境内决口为患，泛滥纵横。贾让受命对当时黄河形势作实地调查时发现，黄河筑堤以前，下游有众多小水汇入，沿河湖泽使洪水得以调蓄，河道宽阔，河水“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战国时，两岸筑堤，堤距尚宽，河水游荡，滩地肥美，人们耕种筑宅，遂成村落，又筑堤防自救，以致河道缩窄，堤线弯曲多变，遇大水有碍行洪，常决口为患。调查后，贾让于公元前7年上书朝廷，提出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为人工改道，以治河经费用于移民，避免与水争地，“遵古圣（禹）之法”，可达“河定民安，千载无患”。中策是在黄河狭窄段分水灌溉，即“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并可分杀水怒”，既治了田，也治了河，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下策则是在原来狭窄弯曲的河道上，加固原有不合理的堤防，即“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进行小修小补，其结果必然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贾让三策，揉西汉各家治黄方略之长，补各种学说之短，成为当时治河理论的最高峰。可是，贾让的上、中两策却未被采纳，只因西汉定都长安，当时黄河下游的防洪根本不能与关中地区的灌溉相提并论。又因当时西汉王朝已处于没落阶段，朝政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就决定了当时即使贾让提出的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治河方案，也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更不会付诸实施，枉费了一代治河先贤的几多心血。
西汉末至东汉初，约60余年黄河失治，当时黄河、济水、汴渠交败的局面愈演愈烈，要想恢复汴河通漕，必须首先治理黄河。为此，汉明帝审时度势，决心治理黄河、汴河，他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春，召见王景询问河、汴治理方略，并委以重任，命王景与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河、汴工程。
与贾让不同的是，王景治河得到了汉明帝的大力支持，其率卒数十万，顺汴道主流“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利津）海口千余里”。在大规模的施工中，采用当时可能采用的一切技术措施，开凿山阜高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修筑千里堤防，疏浚淤塞的汴渠，自上而下对黄河、汴渠进行了治理。永平十三年，工程全部完成。王景当时治河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堤，堤距间的河道相当宽阔，形成一条从上到下逐渐扩宽的喇叭形河道，堤距间有足够的面积可容纳洪水，河床淤积抬高极慢。河道所经流路，基本上符合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王景此功不可没，其后数十年间，黄河水害得到平息，汴渠亦恢复了通航功能，大面积被淹耕地重焕生机。大河由濮阳以东经平原、千乘入海，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的局面。当然，这里面也有黄河于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新发生改道后，河身较低的自然因素有关。
王景治河后八百余年至唐代后期，黄河履新，决溢较少。可是到了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泥沙逐渐淤积，河道变迁加剧，决、溢、徙又现频繁。由于北宋的京城在开封，地处黄河下游，防患与统治者的利害关系紧密相连，所以宋王朝对黄河的治理相当重视，从皇帝到朝廷重臣，许多人都卷入了治河争论。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正言任伯雨在奏疏中批评了北宋前期治河方针后提出:“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河主张，符合黄河下游河道演变的自然规律。但因全面修筑堤防，工程浩大，国力不足，未能施行。然其主张却为后代所关注和实践。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夏，黄河大水，河决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主流向东北注入运河，再南流入淮，泛滥达七年之久。朝廷召集各地河防官员，商议治河大事，并任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他采用疏（即分流）、浚（即浚淤）、塞（即拦堵）三法并举，综合治理，使龙口很快合龙，决河绝流，故道复通，但其耗用民力、财物也极其可观的。因此，后世有诗评价贾鲁治河:“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贾鲁当时治河兴师动众，既不考虑汛期又不顾民工死活，确实招致了不少民怨。但贾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过度劳累），不畏讥评”，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巧用装石沉船法，一举堵合了泛滥七年的决口，其贡献也不可小觑。因此，在古代治河中，贾鲁不失为一个敢于战胜洪水，敢于技术创新的治河专家。至今郑州郊外还有条以其名字命名的河渠，足见其功可盖其过。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大部分时间流经河南、山东、江苏，夺淮东流入海。其间，黄河多支并流，此淤彼决，并侵犯运河漕运。元明清三朝均建都北京，而经济重心则在南方，南北水运就成为国家经济大动脉，治黄防洪工程必须确保大运河的畅通，堤防工程重北轻南，人为逼水南流，水患仍频繁发生。朝廷为保漕运，寻求治河之策，各种主张活跃，有分流论、北堤南分论、束水攻沙论、放淤固堤论、改道论、疏浚河口论、汰沙澄源论、沟洫治河论等。有的虽然实践，但效果不佳；有的只有议论，并无实施。唯有明代后期，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方案，对后世治河影响深远。
潘季驯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为此他十分重视堤防的作用，创造性地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因地制宜地在大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并强调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官守、民守）的修防法规，进一步完善修守制度。黄河为患，根在泥沙，这是潘氏的一个伟大发现。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道后，经过整治的黄河十余年间未发生大的决溢，行水较畅。在第四次总理河道时，又大筑三省长堤，把黄河两岸的大堤全都连接起来，河道基本趋于稳定，河患显著减少，扭转了河道忽东忽西没有定向的混乱局面。潘氏不仅是‘束水攻沙’方略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坚持不懈的实践者，治河思想也因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流域大雨，黄淮并涨，奔腾四溃。黄河在砀山以东决口21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淹没淮、扬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至河口长三百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均遭严重破坏，漕运不通已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康熙皇帝由此决心治理黄河、运河，并于十六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担任治河重任，前后达11年之久。
靳辅是个知人善任的官吏。他任河道总督时，陈潢是其得力幕僚，凡治河之策，无不向陈潢垂询和请教。陈潢出身布衣，曾对黄河作过实地调查，到过上游宁夏一带。靳辅到任不久，便同陈潢一起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根据实地调查，首先在清口以下至河口三百余里的河道内，采取“疏浚筑堤”并举的措施，把河道内所挖引河之土，用以修筑两岸大堤；又在淮河出湖口处开挖五道引河，疏通淮水入河的通道，集中力量堵塞杨庄口门，从而使河、淮并力入海，河道畅通，运道无阻。这些工程完成后，“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早先被水淹没的土地逐渐干涸，使得下河十余万顷皆为沃土。
靳辅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安徽砀山以下至睢宁间狭窄河段，因地制宜地在两岸有计划地增建许多减水坝，作异常洪水分洪之用。其治河后期，黄淮故道已次第修复，漕运大通，以前决口泛滥的灾害大为减轻，出现了清初以来少见的平稳局面。
清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黄河河道淤积日益严重，决溢地点亦逐渐上移。统计清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百零七年中，虽没有大的改道，但决口年份多达六十多年，河道大有愈决愈淤、愈淤愈决的趋势。这一期间，在治河理论与方策上也有不少议论和见解，虽未被采纳，但对后世仍有较大影响。例如乾隆十八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提出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的主张，以防异常洪水。清道光年间，魏源认为当时的黄河河道不会维持很久，大改道已成必然趋势。他分析了当时的河势倡议，自封丘东北流于山东入海，将成为黄河的一条好去路。当时的旧河道既难以维持下去，不如人工有计划的改道为好，否则黄河就要自找去路。最后，果不出他所料，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遂于兰阳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结束了700年的南流夺淮之路，改走现行河道。
时光把黄河和中国一起推进到了二十世纪，疲惫的封建社会也在这个世纪之初走到了尽头。可是，黄河的秉性并没有因为人世间的变幻而走向温顺。193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又让黄河成了泛滥之源。就在这一年，民国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首任委员长乃我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先生。李仪祉出生于陕西蒲城，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赴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攻读铁路、水利专业，民国四年学成回国，投身祖国水利建设。1933年的黄河大水使下游决口数十处，洪水泛及五省，灾民数十万，李仪祉即在此危难之时走马上任。他毕其精力，统一河政，拟定各项规章，针对我国古代治河缺乏基本测验数据之现状，提出了科学治河主张，并亲赴黄河上、中、下游实地查勘，部署地形测量、水文、气象测验，筹建大型水工模型实验场，筹划黄河治本治标工程。他乃针对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治河偏重下游河道的情况进行思辨，提出治黄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等各项工作都应统筹兼顾的治河方针。
按照李仪祉的治黄规划设想，维持黄河现有入海之道，使不致迁徙，巩固堤防，使不致溃决漫溢危害人民，目的是要尽量为洪水筹划出路，务使平顺安全宣泄入海。为此需要采取三项措施，一要疏浚河槽使之宽深，以增加泄量；二要在上中游各支流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三要辟减水河，以减异涨。对于下游河道的整治，他认为在洪水控制前，流量变幅大，宜设复式河槽，待将来洪水得到控制，可以变为单式河槽，用以加大挟沙能力。对于险工，他提出凡治河于一处，上下游皆受其影响而生变化，应该统筹兼顾，尤须自其最坏处着手，往好处转化，选择数处险工段先为之改正，并加以固定，成为结点，河流就易于就范。
李仪祉一生对我国水利问题研究范围之广，造诣之深，鲜有所见。特别是他对黄河治理方策的探讨和研究，超出了我国清代以前治河方略只着重于下游的定式，提出了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使治黄方略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治黄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与李仪祉同时侍奉黄河的还有沈怡，这位早年毕业于德国德累诗顿工业大学的归国学子，乃恩格斯教授的亲传弟子，1925年回国，因对黄河情有独钟，与李仪祉几乎同时来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有必要提及沈怡的老师——德国教授恩格斯（1854-1945年），这位首创河工模型试验、近代河工界权威的外国老人，对世界上秉性独一无二的黄河，怀着一种近乎执著的情愫，他以研究世界历史上为害最烈的黄河为志，三十余年孜孜不倦，多次为黄河作模型试验。恩格斯（还有同时代的费礼门和方修斯）根据多年潜心研究所得，提出治河的实质乃“以水治水”，均为“藉河水自然之力，以刷深河床，由此达到降低洪水位之目的”。虽然这些主张都未超出我国古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略范围，但恩格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舍的探求精神仍为后人所敬仰。
沈怡继承老师的志愿，从研究黄河史逐渐深入，认为河道的寿命与当时治河的方法有极大的关系。他推崇大禹、贾让、潘季驯等人的治河方法，但又反对一味盲从古人。他主张“防”、“治”不可偏废，并提出:“黄河之患，患在多沙，因此治河不外治沙，治沙即以治河”， “治河当先治下游，治下游当先治河口。治河口仍不外乎集中水势，冲刷泥沙，以水之力，治水之患”。
民国期间的第二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张含英于1941年8月至1943年8月主政黄河，后又担任新中国水利部、水电部副部长等职。张含英一生情系黄河，治河论著亦甚多，尤以1947年所写《黄河治理纲要》代表了他重要的治黄思想。张含英一生坚持治理黄河必须全河立论，不应只就下游论下游。对于水之防范，他认为：“黄河中游之托克托至孟津峡中，可以建筑水库，节蓄洪水，但将洪峰节除，便可无害于下游。如是，可以根据下游现有之河道，计算其安全容量，而定节蓄之限度。或先计算中游各库对洪水之节蓄量，而定下游之河槽之容量，苟下泄之量仍不安全，再作分泄计划。至于掌握下游之河槽，则为于规定适合之断面而固定之，是则有赖于护岸与巩堤之工事矣”。详尽阐述了如何防范洪水，以及中游修水库调节洪水与下游河道整治、安全泄量和分滞洪水的整体安排。张含英的治河理论对后来逐渐形成的“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治河方略影响颇深。
自然中的黄河，冲刷黄土高原，塑造华北平原，黄河的水系把大量的水资源和泥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北和大海。自大禹治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4000多年间，人类在开发黄土高原的过程中，不断加剧了水土流失；在下游华北冲积平原上又采取筑堤束水和河道整治工程防御洪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人类无力改造自然，黄河仍然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成为一条地上河，决口改道频繁。漫长的历史长河，黄河的治理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呈波浪式演进，其中，农田灌溉和漕运有所建树，治河方略与主张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终因朝政干预和国力不足，不可能全河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三年两决口”的现象依然如旧，黄河因此被称为“中华之忧患”。种种治理黄河美好的设想一直存留于人们的希冀之中。
中篇：治黄成败 民族所系
1946年，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从此开启了人民治黄的新纪元，迄今已历整整六十年的岁月。
六十年，治黄方略跌宕起伏，治黄画卷波澜壮阔。六十年的治河实践，伴随着一次次重要的黄河规划，一个个重大治黄问题的讨论，一系列积极而富有创见的治黄主张或建议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治黄思想。同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各类水利工程，使黄河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治黄成就举世瞩目。
在人民治黄的半个多世纪里，最先担任黄委会主任的是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律系的王化云，正是这位非水利专业的共产党首任河官，却成就了治理黄河划时代的功勋。王化云主持治河时间最长，并使治黄真正由下游防洪走向了全河治理，其治河思想也由“宽河固堤”到“蓄水拦沙”，再到“上拦下排”，逐步发展到采用“拦、用、调、排”的综合治理，使全河形成比较完整的综合利用工程体系，对当时和以后的黄河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黄河，由分区治理走上统一，同时也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指导方针和统一的治理目标。根据1950年治黄会议确定的工作方针，首先是继续加强修防工作，确保黄河防洪安全。为此，从1950年起，根据下游河道特点和堤防工程状况，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概括称为 “宽河固堤”，包括废除民埝、修建石头庄溢洪堰、大堤加培工程，消灭堤身隐患、石化险工、绿化大堤、建立堤防管理与人防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初步改变了下游的防洪形势，为保证伏秋大汛不决口，特别是战胜1958年大洪水奠定了基石。
实行宽河固堤方针，主要是根据黄河下游河道特点决定的。王化云认为上宽下窄的河道基本符合黄河下游水沙的特点，宽有宽的作用，窄有窄的好处。黄河洪水峰高量小，涨落很快，加之花园口以下无大支流加入，因此宽河道遇大洪水可以滞洪削峰，而且水涨漫滩后，水流变缓，泥沙便大量淤积在两岸滩地上，“清水”归槽又能冲刷河槽，这种“淤滩刷槽”的作用，缓解了河道的淤积。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从1952年起，水利建设在总的方向上是：由局部的转向流域的规划，由临时性的转向永久性的工程，由消极的除害转向积极的兴利”。此时的人民治黄事业与全国的形势一样，节节攀高。根据国家水利建设的总方针，并结合黄河的具体情况，从1952年开始，治黄工作决定由下游修防逐步向治本过渡。
黄河的治本之策应该是什么？ 1952年6月，王化云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黄河客观规律的初步认识，在《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主张。当时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数千年来治河者和黄河斗争的经验，不再采取把泥和水送到海里去的办法，而是要把泥沙和水拦蓄在上边。拦蓄的办法是修筑干、支流水库，同时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造林种草，把泥沙和水拦蓄在高原上、沟壑里，以及支流和干流水库里边。这些泥沙和水得到拦蓄以后，不仅西北水土流失和下游改道淹没的灾害根本解决，而且电力、灌溉、航运、给水的利益尤为巨大。只有如此做去，黄河的害才能根除，黄河的利才能尽兴，也就是说才能达到综合性开发。这就是我们的总方略”。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该报告是由我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后经党中央审查同意，并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同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修建，是1955年黄河综合规划选定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也是治理黄河的一次重大实践。这一凝聚新中国无数心血与期望的大型水利枢纽于1960年建成并投入蓄水运用。然而，就在翌年的汛期，三门峡以上连降暴雨，黄、渭并涨，水沙俱下，潼关河床严重淤积，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工农业生产安全。此后，围绕三门峡的问题，中国水利界展开了多次治黄大争论，并对三门峡工程进行了两次改建。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三门峡水库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库区淤积翘尾巴现象稍有缓和，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在总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3年3月，王化云在治黄工作会议上作了《治黄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本着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探索前进的精神，提出：“在上中游拦泥蓄水，在下游防洪排沙，一句话‘上拦下排’，是今后治黄工作的总方向。”这里增加的“下排”二字，是经过10多年治黄实践，花了很多学费才换来的。过去总认为黄河治本只是上中游的事，上中游问题解决了，下游的问题就好办了。从失误和挫折中，当时已认识到“黄河治本不再只是上中游的事，而是上中下游一项整体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蓄水拦沙”到“上拦下排”，可以说是治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要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治黄的实践。
在“上拦”工程的试验和探索方面，王化云的思想仍是寄希望于“节节拦泥”，而且也清醒地认识到，上面的水土保持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就把探索的重点放到沟壑打坝淤地和修建干支流拦泥水库上来。但是，当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坝库虽有相当的库容，但总归是有限的，即所谓有限库容对无限泥沙，有朝一日淤满了怎么办？能否达到相对平衡？
黄河中游沟壑中的天然坝给了人们以启示。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陡崖深沟地带，常因地震或重力侵蚀等作用，造成巨量塌方，闸住山沟，截断河流，拦住泥水，形成天然拦泥坝，当地群众叫“聚湫”。这种天然坝，既无溢洪道也无泄洪洞等其他水工设施，就能拦住洪水与泥沙，填沟造川，改变陡峻险夷的山沟为宽平稳定的川台地。但是当时认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除了依靠流域面上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和发动群众在千沟万壑中打坝淤地以外，见效最快的办法还是抓紧在三门峡以上修建一批干支流拦泥水库和拦泥坝工程，这是“上拦”措施的主要部分。
1964年4月北戴河会议期间，王化云起草了《关于近期治黄意见》的报告，后在同年12月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治黄会议上作了汇报。当时提出:“蓄水拦沙”的主要缺点是“排”得不够，有片面性，但方针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中游修支流拦泥水库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工程太小（控制面积小）、太远（离三门峡远）、太散（分布分散），不能解决问题。拦泥工程应首先选择在晋、陕间黄河干流和泾、洛、渭河支流上控制面积大、淹没小、距三门峡近的地方，更有利于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问题。王化云这一时期的“上拦”工程设想，主要是为了更好、更快地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问题，积极主张在中游抓紧修建拦泥工程。随着治黄实践和认识的逐步发展，这些思想后来被证明，有的符合黄河实际情况，有的则不太符合，还有些问题仍需通过实践去验证。
1975年8月上旬，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类似暴雨1963年8月在海河流域亦曾出现。黄河处于海河、淮河两大水系之间，据气象资料分析，这样的暴雨完全有可能降落到三门峡以下的黄河流域，这一严重的现实，引起人们对黄河洪水的重新认识。
遵照国务院关于严肃对待特大洪水的批示，1975年12月中旬在郑州召开了“黄河下游防洪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黄河下游花园口站有可能发生46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建议采取重大工程措施，逐步提高下游防洪能力，努力保障黄、淮、海大平原的安全。会后，水电部和河南、山东两省联名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的报告》，提出当前黄河下游防洪标准偏低，河道逐年淤高，远不能适应防御特大洪水的需要，“拟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即在三门峡以下兴建干支流工程，拦蓄洪水；改建现有滞洪设施，提高分滞能力；加大下游河道泄量，排洪入海。”
《报告》提出的“上拦”措施为：为了确保黄河下游安全，必须考虑从小浪底水库和桃花峪滞洪工程中，修建其中一处。支流工程，除已建陆浑水库外，拟再建洛河故县和沁河河口村水库；“下排”措施是：除继续抓紧第三次大修堤，加高加固现有堤防外，还计划在山东陶城铺以下增辟分洪道；“分滞”措施是：改建北金堤滞洪区，加固东平湖滞洪区，增大两岸分滞能力。为适应处理特大洪水需要，并保证分洪安全可靠，决定新建濮阳县渠村和范县邢庙两座分洪闸，并加高加固北金堤。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上拦下排，两岸分滞”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的正确方针。“上拦”依靠在干流上修建大型水库工程，控制洪水，进行水沙调节，变水沙不平衡为水沙相适应，以提高水流输沙能力；“下排”利用下游现行河道尽量排洪排沙入海，用泥沙填海造陆，变害为利；“两岸分滞”则是在遇到“既吞不掉，又排不走”的特大洪水时，向两岸预定的蓄滞洪区分滞部分洪水，情形紧迫时牺性小局以保大局。如果能建立起完善的“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体系，实行迅速有效的统一指挥和灵活科学的调度，并充分发挥人民防汛队伍的强大作用，确保黄河下游长治久安是完全可能的。
从1946年到1982年退休，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王化云几乎用自己的一生，伴着黄河走过了40多个年头。抚今追昔，王化云对黄河的认识一路走来，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终把整个黄河看成了一个大系统，提出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拦水拦沙、用洪用沙、调水调沙、排洪排沙等多种途径和综合措施，主要依靠黄河自身的力量来治理黄河。这种宏大而具有前瞻的治黄思想已投射到今天的实践之中，并将对未来的黄河治理产生影响。
为实现20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加强国家长远发展规划的工作，1982年1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制定长远规划工作安排的报告的通知》，提出主要江河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任务，要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着手规划工作。1983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关于请水利电力部负责组织编制长江、黄河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的通知》，建议黄河水利委员会为黄河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的综合编制单位。这次规划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料和科研成果，结合新的情况进行编制，后又经治黄规划座谈会讨论，继续补充修改，至1990年12月修订完成《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报告》，前后历时7年。
这部厚重的《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报告》，首先提出了制定治黄方略应遵循的基本点:治理黄河水害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事业，不能企求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因此，治理黄河必需有一个长远的指导方针和治理方略，以指导全局。同时，该规划报告重点提出了如何妥善解决泥沙问题，这是治黄的症结所在，也是治黄方略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规划报告强调在治黄实践中要考虑除害与兴利、近期与远景紧密结合，采取“拦、调、排、放，综合治理”的方略，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使水沙在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
此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又于1991年8月提出《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简要报告》，并由水利部致函流域各省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意见。1993年12月和1996年初分别编制完成《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并经专家座谈和预审，后又于1997年6月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审查会，始完成“规划纲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划纲要”即是《黄河治理开发规划报告》的延续和概括，两者均提出了黄河治理开发应遵循“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使水沙在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的治黄方针，采取“拦、排、放、调、挖，综合治理”的措施，妥善处理泥沙；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针，有效控制洪水，以谋求黄河的长治久安。
黄委会在编制完成《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后，又在水利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的精神，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和黄河的实际情况，围绕黄河目前最为突出的洪水威胁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恶化等三大问题，开展了《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历时3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分析与实地调查。在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专程视察黄河，听取黄河治理开发情况汇报。特别是1999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黄河时发表了“加强治理开发，让黄河为中华民族造福”的重要讲话，从战略高度对黄河防洪、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黄河治理开发明确了指导思想。
《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提出解决黄河三大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防洪减淤方面，采取“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方策，控制洪水；“拦、排、放、调、挖”等综合治理措施，处理和利用泥沙。水资源利用及保护方面，提出了“开源节流保护并举，以节流为主”的基本思路。水土保持方面采取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小流域为单元；采取工程、生物和耕作综合措施，注重治沟骨干工程建设。
《对策》的研究过程中，广泛听取了专家的咨询、审查意见达200多人次；反复征求了国务院17个部门和黄河流域8省（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黄河治理开发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报送国务院。2001年12月5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第116次总理办公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水利部上报的《意见》，同时要求编制《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报国务院审批。水利部及时完成规划报告，并进一步征求了中央、国务院有关18个部门及黄河流域8省（区）的意见，于2002年6月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2002年7月14日正式批复《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
《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根据黄河流域及其相关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分析当前黄河治理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用10年左右时间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重点河段防洪工程达到设计标准，基本控制洪水泥沙和游荡性河道河势；完善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体制，节水初见成效，基本解决黄河断流问题；基本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使干流水质达到功能区标准，支流水质明显改善；水土保持得到加强，基本控制人为因素产生新的水土流失，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近期要把黄河下游防洪减淤作为治理的重点；把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不足和水污染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切实加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抓紧河口村、古贤水利枢纽等骨干工程和黑山峡河段开发的论证工作，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前期工作步伐。
回顾黄河规划，近50年来经国家批准的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编制的黄河规划，经1955年全国人大批准，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人民治黄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的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新阶段。第二次就是2002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本次规划。世纪之交，这个规划是根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结合黄河的实际和多年研究总结的成果后完成的，被视为今后一段时期治理黄河重大举措的总概括，而该《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后，在黄河治理开发的进程中，更具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以此为标志，治黄者面前呈现出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与半个世纪前的《黄河综合规划》相比，《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更加适用于多年来治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反映了治黄的科技水平和国家对黄河治理开发的要求，也必将激励今天和后来的治黄者为之扶掖后进，不遗余力。
下篇：生命黄河 和谐永续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期间，国家对黄河的治理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巨大成就。黄河下游防洪连续6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并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陆浑、故县等干支流水库，先后四次加高培厚了黄河下游1400公里大堤，进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开辟了蓄滞洪区，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提高了黄河下游抗御洪水灾害的能力，扭转了历史上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大平原的防洪安全和稳定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水土保持改善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系统，减少了入黄泥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发展。
但是，现实仍然告诫我们，黄河至今没有改变其复杂难治世界之最的特性，虽然我们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但黄河的洪水威胁依然是我国的心腹之患，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抬高始终是黄河问题的症结所在。近年来随着沿黄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黄河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断流成为黄河身染沉疴的集中表现。同时，水环境恶化问题也非常突出，对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都是黄河无声的呐喊——人们的索取已远远超过了其承载能力，同时也加剧了今天黄河治理开发的困难局面。
黄河将流向何处？黄河面临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当人类跨入21世纪门槛之时，古老的黄河再次引发中国各界特别是水利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思索。2001年6月12日，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针对黄河存在的几个问题，经过审慎的思考，在黄委会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这一面向21世纪治黄的具体目标。这种形象而有针对性的要求是衡量黄河能否以矫健的身躯走向未来的标准，也是黄河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底线，同时又代表着正全力以赴奔小康的亿万中国人，对母亲河的期盼。
也正是这一天，新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走马上任，带领新一届黄委党组担起了跨世纪的黄河承前启后、走向未来的重任。依据《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提出的战略思想，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科学发展观和水利部治水新思路为指导，在力求实现治黄“四个不”目标的进程中，从建设“三条黄河”（即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发轫，继而又进行具有开创性的调水调沙试验，构建控制黄河粗泥沙的“三道防线”，精细调度水资源，大规模建设下游标准化堤防，在谋求黄河长治久安的探索之路上，步步挺进，逐渐形成了以“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为终极目标的治黄方略新框架。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河流理念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自然界中的每一条河流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河流生命的负荷只有在其承载力的范围内才能保持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及其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必须把河流的承载能力放在第一位，流域机构应当成为河流健康生命的代言人和捍卫者，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应成为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
李国英还认为，衡量黄河终极治理目标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黄河治理的效果，若黄河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自身也实现可持续发展，则说明黄河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反之，则应予重新定位。每一条河流对于自然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河流生命的负荷只有在其承载力的范围内，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必须把河流的承载能力放在首位，以水资源供需平衡为基本条件，确定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规模。
将黄河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把流域机构定位在河流代言人的角色，为无声的黄河生命呼唤，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维护其生命健康的历史使命，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何曾不包含着纵观历史凝炼出来的哲学意味？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全新理念，开历代治黄方略之先河，也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长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目前，这一治河新理念已初步形成“1493”治黄战略理论框架
一个终极目标——“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是要维持黄河的生命功能，包括水资源总量、洪水造床能力，水流挟沙能力，水量自净能力、河道生态维护能力等方面。惟其如此，黄河才能为全流域及其下游沿黄地区庞大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提供持续支撑，这将成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长期奋斗的最高目标。
四个主要标志——“堤防不决口”：一靠水库和堤防等控制性工程对洪水的约束，二靠河流自身排泄洪水的功能；“河道不断流”：保障沿黄居民饮水安全，保障河流生态用水的需要，保障一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供给能力；“污染不超标”：黄河的水质必须持续满足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基本功能要求；“河床不抬高”：通过综合措施解决泥沙问题，在上中游拦减入黄泥沙，在中下游通过人工调控水沙关系，实现河床不淤积，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延长现行河道的生命力。
九条治理途径——减少入黄泥沙的措施建设；流域及相关地区水资源利用的有效管理；增加黄河水资源量的外流域调水方案研究；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建设；制定黄河下游河道科学合理的治理方略；使下游河道主槽不萎缩的水量及其过程塑造；满足降低污径比使污染不超标的水量补充要求；治理黄河河口，以尽量减少其对下游河道的反馈影响；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的良性维持。
上述九条途径和关键措施，核心在于如何解决黄河“水少”、“沙多”和“水沙不平衡”问题，以及如何保持以黄河为中心的河流生态系统良性发展问题。
对于“水少”问题，李国英认为，要积极开展“流域及相关地区水资源利用的有效管理”和“增加黄河水资源量的外流域调水方案研究”。在资源性缺水的现实情况下，要树立“以水定发展”的用水观，在尊重河流演变的自然规律前提下，实施对流域及相关地区水资源利用的有效管理。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实施国家统一分配水量，流量、水量断面控制，省（区）负责用水配水，重要水利工程统一调度。以引黄灌区节水改造为重点，积极推广各种节水措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逐步建立节水型社会。从长远考虑，解决黄河资源性缺水问题必须实施跨流域调水。
对于“沙多”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于“减少入黄泥沙的措施建设”。一是要在源头治沙上做文章，即在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对黄河下游淤积影响最为严重的7.86万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沙区，要依靠工程手段，大规模修建“淤地坝”，把泥沙拦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二是在黄土高原降雨量适当的地区，积极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舍饲养畜、飞播封育等措施，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生态、保持水土。三是在上中游干流以及支流上继续修建大中型水库拦蓄泥沙，在小北干流实施“放淤”措施，进一步减少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
“水沙不平衡”是黄河下游淤积和防洪难度大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建设”、“制定黄河下游河道科学合理的治理方略”、“使下游河道主槽不萎缩的水量及其过程塑造”和“治理黄河河口，以尽量减少其对下游河道的反馈影响”。
“三条黄河”建设——“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基本手段。“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与“三条黄河”建设是新时期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作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终极目标，“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顺利实现必须树立现代水利理念，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这种有效的手段就是“三条黄河”科技治河体系。只有借助“三条黄河”的治河体系，才能确保各条治理途径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新的治水思路蕴含着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转变，新的治水理念呼唤着水利现代化的实践。曾几何时，许多人脑海里都有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水利现代化？水利现代化该如何实现？而今，在万里黄河之上，我们已清晰地听到了水利现代化转变和实践的足音。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连年发生断流。黄河之外，世界上还有两条著名的河流也发生了断流，一条是美国的科罗拉多河，另一条是埃及的尼罗河。然而，世界三条著名断流河流中，唯有黄河在来水偏枯的情况下从2000年至今已连续7年实现了不断流。这一结果得益于现代水资源统一管理理念的确立和水量统一调度现代化手段的应用。摈弃了启闭闸门的手摇把子，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远程涵闸监控系统和黄河水量总调度中心。利用这套科学的水调系统，避免了曾让举国震惊的黄河断流。
在确保不断流的前提下，黄河水量调度还调出了经济效益、调出了生态效益，调出了社会效益，使有限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得到了调整，协调了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关系，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确保了大旱之年沿黄和相关地区的用水安全。事实昭示世人：在新治水思路引导下，以优化配置为手段，实施流域性水量统一调度，可以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黄河下游，不知困扰多少代水利人、治黄人的难题——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之症结，从2002年起迈出破解的希望步伐，其探索的途径就是调水调沙，成为人们治黄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三次调水调沙试验，从以小浪底单一水库运行的探索开始，进而是不同来源区水沙的时空对接，再而是干流多水库联合调度和人工扰沙相结合，不断突破层层禁区，实现了拦洪削峰、减少淤积、冲刷河道的多赢局面，使人们看到了黄河下游防洪走出堤河比高、人水相抗无穷尽之恶性循环的希望。从2005年开始，黄河调水调沙已正式转入生产运用，成为治理黄河的长效举措。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理念的提出及“1493”治河体系的确立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面临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疑是其重要内容。黄委党组根据中央科学发展观和水利部治水新思路，从黄河的实际出发，汲取历代治河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治河方略，充分体现了人与河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要求，为未来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确立了方向和目标。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理念一经提出，就在中国水利系统乃至国际水利界引起广泛认同。2004年9月，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指出，按照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理念，当好河流的代言人，是时代赋予流域机构的重要历史使命。各流域机构也相继提出“健康长江”、“生态海河”等治水理念。在2005年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上，来自全球的8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发表了以“维持河流健康生命”为主题的《黄河宣言》，正式宣告世人：尊重河流，善待河流，保护河流，这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警醒和回归，更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河流是大地上所有生命中最伟大、最神奇、最有活力的生命。几千年来，人类认识河流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从对河流的依附到对河流的掠夺、伤害，再到需要人与河流和谐相处；从敬畏河流到妄图主宰河流，再到今天对河流的平等对待、河流权利的回归，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重新审视河流的结果。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新理念的提出，从哲学的角度倡导建立河流伦理学，尊崇河流生命，进一步给与河流人文关怀，倡导人与河流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关系，从而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奠定了理论根基。这也是人们重新认识黄河、治理黄河方略上的重大跃升。
以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的转变去谋求黄河的长治久安，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这是新一代治黄人从技术层面对自己提出的宏观目标。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治水理念去实现水利现代化，以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为己任，唤起社会投身到与母亲河及整个生命家园的亲和历程中，这是新一代黄河人对水利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自我解读，也是他们前赴后继、矢志不移，以呵护黄河为毕生事业的精神源泉。
从源头到河口，从高山到平原，一条河的渡过，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吟唱着一个国家的沧海桑田。黄河治理方略的沿革，似一条智慧的纽带，如一道不息的闪电，划过祖国历史的天空，串联起无数治水人的情结。就让这割舍不断的情愫如同壶口瀑布那奔腾喷张的河水，激励着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为了母亲河的生命永续，为了河畔和谐的家园，谨记着河流生命的尊严，维护着河流生命的健康。
来源：中国水利网 2006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