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普遍缺水的背后，是我市农村水利建设历史欠债太多的现实。

　　水！水！水！

　　两月久旱无雨，重庆正在遭遇一场据称是50年不遇的旱灾！城市居民在忍受酷暑煎熬，农民们则承受着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生活极不方便的双重痛苦。

　　来自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统计表明，我市已有39个区县出现旱情，直接经济损失达19.6亿元，其中受灾农作物面积达1480万亩，绝收近200万亩，旱地缺墒面积近1000万亩。与此同时，全市1/3的乡镇、街道出现供水困难，471座水库已干涸，561万人和534万头牲畜出现饮水困难。

　　挥之不去的缺水之痛

　　7月21日，气温38℃，忠县金声乡已是79天久旱无雨。

　　处处严重龟裂的稻田、已大面积见底的水塘触目惊心，场镇和乡道边，随处可见提着、挑着桶的乡民———他们在等着县有关部门从20公里外的地方送水来。

　　没有办法，全乡159口山坪塘几近干涸，人们等着“救命水”。久旱不雨，意味着全乡近1.5万人又将在恐慌中熬过一个焦渴的伏旱季节。

　　焦渴、焦灼写在每个人脸上。

　　“不知道这鬼天气什么时候结束。”白岩村一组村民刘永梅站在屋门前那片一点就燃的包谷地里，遥望明晃晃的天空，一脸哀怨。

　　缺水之痛，刘永梅刻骨铭心———5年前的这天，她的婆婆、苦命了一辈子的71岁老人秦仕莲撒手人寰。

　　“我妈是因为干旱才死的！”刘永梅抱着婆婆的遗像嚎啕大哭。

　　刘永梅的哭诉，还原了5年前那个焦渴的黑色日子。

　　2001年7月21日，已被伏旱袭击了两月之久的金声乡，包谷叶早成焦黄。这天早上6点，秦仕莲起床拎上一只塑料桶出门了———她要出去找水，家里仅剩下了一瓢水。

　　中午12点，秦仕莲没有回家，老伴以为她还在坡上干活。

　　下午2点，老伴坐不住了。平常，秦仕莲2点以前是要回来的。老伴心慌起来，起身咣当关上门直奔儿子孙纯平家。这时，室外气温39℃。

　　下午3点过，孙纯平在一公里外的土家湾找到了母亲，但老人早已没有一丝气息———她侧卧在地，嘴唇干裂，那只晒得烫人的塑料桶滚落在六七米外的包谷地里。

　　孙纯平半晌无语，突然飞起一脚，将塑料桶踢出老远。这一天，从此成为一家人心里永远的黑色日子。

　　秦仕莲老人的悲剧，刺痛着金声乡村民们的心，但是，他们面对现实无可奈何。

　　有“十年一大干，五年一小干，年年有伏旱”之说的金声乡，是忠县最边远的特困乡之一，因地处丘陵蓄水能力极差，又无大型骨干水利设施，是该县历年缺水最严重之地。

　　刻骨铭心的缺水之痛，在每一个金声人心里挥之不去：

　　1971年，整个金声乡场只有一个不超过一平方米的小水凼，政府干部必须每人每天到几公里外的河沟挑一担水供应食堂。后来小河沟告急，县里组织车辆从40多公里外的马尔坝水库运水救急。当年，金声乡水稻仅四五成获收，灾情惊动中央，国家民政部派专人到该乡察看……

　　2002年8月14日，樟岭村村民刘成平晚上9点去山沟挑水返回时，摔下20米高的山崖险些致残……

　　2004年9月7日，大堡村村民陈正淑凌晨3点到山沟找水时被毒蛇咬伤后奄奄一息，丈夫徐永群天天用背猪草的大背筐背着她四处求医，花掉4000多元钱后性命保住了，但留下瘸脚的终身残疾……

　　在这个乡，每年因找水被蛇咬伤、摔伤的人不计其数……

　　水塘旁的对峙

　　就在金声乡陷入极度焦渴中时，该乡团堡村木厂沟水塘边上的两位老农也开始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对峙。这两位老农，一个叫谭祖宦，另一个叫蒋和菊。

　　惹祸的还是水。木厂沟水塘是上世纪50年代大兴农田基本水利期间，由村民投工投劳修建的，是金声乡场镇600多户人熬过旱期的命根子。自1975年起，村里就委派谭祖宦在此看管。谭祖宦在塘坝边安了家，就靠着耕种两亩田地和微薄的管护报酬，忠心耿耿地在这里扎根30年。现在，老人已经74岁了。

　　这些年，谭老汉的子女多次催他搬出去，他就是不走。按乡长蒋大学的说法是，“谭老汉在誓死捍卫水库。”事实上，谭老汉早年就是水塘的建设者，他说，自己和村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水塘的惠泽，“你们不理解我对水塘的感情。”

　　但在10年前，谭老汉恬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1995年，村里将水塘承包给54岁的村民蒋和菊养鱼。蒋和菊便在水塘坝上建了一间房。因为附近方圆两公里内没有人家，谭祖宦与蒋和菊便相依为邻。平日里，两位老人相处和睦，常聚拢来抽支烟摆摆龙门阵。

　　但每到夏天，这对邻里的关系就会急剧恶化。因为农田急需灌溉、村民急需生活用水的时候，也是水塘自身干渴之时。于是，谭老汉拼命要给村民们争取生活和灌溉用水，蒋和菊却要拼命留水保鱼。

　　矛盾凸显。

　　谭老汉非常愤怒：是救人要紧，还是养鱼要紧？！而蒋和菊觉得冤屈甚至憋气：我是交了承包费的，水放多了死了鱼，谁来给我赔损失？

　　所以每到旱期，两人争吵不断。

　　记者来到仅剩下很小一潭浊水的木厂沟水塘时，大面积的库底早见了天且严重龟裂。蒋和菊将记者拉到塘坝上指着一堆堆死鱼抱怨说，本来水塘就干了这么久，这几天谭老汉还要嚷着放水，甚至晚上偷偷放水。

　　记者在蒋和菊这边采访时，谭老汉在对岸冷眼相看，看见记者走过去，就赶紧躲进屋里。当记者坐到他面前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年轻人你晓不晓得，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水塘救了好多人的命，救了好多庄稼！”

　　谁让金声乡没一个像样的水库？

　　建水库成昔日之梦

　　修一个足够大的水库，一解全乡群众的心头之痛。金声人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是，因为一场“历史变故”，这个梦想最终变成了长满黑色青苔的一片石基和1万多立方米的条石。

　　凡是年近50岁的金声人，大都经历过那一场热火朝天的水库大建设。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经原万县地区计委、水电局批准，金声乡决定在双碾村的堰塘坝修建库容220万立方米的金声水库。

　　因为水库，金声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3年时间里，全乡劳动力不分男女开进施工现场并吃住在此。双碾村村主任张德福回忆说，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就和妻子一起上了工地。3年时间里，全乡陆续投入了80多万个劳动力。

　　3年在热火朝天和憧憬中很快过去，水库坝基已见雏形。但这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人”一下成了“个体农户”。工地上的村民们欢天喜地地回家获取自己的承包地，再没返回工地。

　　这一搁，就搁了几十年。

　　30年后，记者站在荒废的工地旧址，怎么也无法想像当年的壮观场景。30年来，金声乡党委、政府换了一茬茬领导，但是再没人能将村民们组织起来续建金声水库，离任时个个抱憾而去。

　　乡党委书记陈频说，其实重建金声水库，而且规模只要50万立方米就可永远解决金声人祖祖辈辈的缺水之痛。

　　但是他们遭遇了最简单的难题———没钱。工程估算需投资410万元，可按现行水利政策，10万—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属小二型，由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投资建设和管护，但是，金声乡是一个赤字84万元、负债30万元的特困乡，自建水库从何谈起？

　　如果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呢？更不可行。

　　张德福告诉记者，土地下放到户后，大家都过自家的小日子去了，人心很难聚拢起来，村里的公益事业因此每况愈下，况且现在村里又有8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了。

　　探寻解决农村水利问题之方

　　其实，饱受缺水之痛的岂是一个金声乡？金声人的痛楚不过是我市农村水利现状的一个缩影。60%水利设施带病“服役”

　　在众多农村地区陷入焦渴的背后，有一个严峻的现实———市水利局水利处工程师宋刚勇介绍，我市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存在资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的问题，全市农业人均保证灌溉面积仅为0.271亩，远低于全国水平。据统计，2004年全市缺水11亿多立方米。

　　江河众多的重庆为何旱期一来就闹水荒？

　　“我市以工程性缺水为主。”宋刚勇说，全市有小型水库、小型引水渠堰、小型提灌站、山坪塘、石河堰等各类微型水利工程18万多处，但至今没有一座主要用于灌溉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一旦旱情发生，所有水利设施的供水真正是“杯水车薪”。

　　同样令人感到焦虑的是，我市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大兴农田基本水利期间，因当时设计和施工受经济技术条件所限，有效库容小，而且土地承包到户后，这些水利工程养护维修投入甚少，导致隐患严重。

　　据统计，全市已成水利设施60%是带病“服役”。

　　多方原因制约发展

　　导致工程性缺水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造成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土地承包到户，特别是近年来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后，用于村内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逐年增多，农民投工投劳急剧减少，导致农村水利设施建设陷入了既无资金又缺人力的尴尬境地。

　　其二，按照国家水利投资“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政策，10万立方米以上、1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二型水库由乡镇一级负责投资和管护；100万立方米以上、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一型水库由县一级负责投资及管护；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由市一级负责投资及管护。

　　而兴建一个小二型水库动辄耗资几百万，但我市多数乡镇是吃财政饭，对这些地方来说，几百万的建设资金完全是个天文数字。

　　其三，历史欠债太多。市水利局水利处副处长刘正平介绍，农村地区亟需投资兴建水利设施以及整治病险水库的地方比比皆是，而目前的财力现状决定，国家资金主要投入大型水利工程，因而出现财力好的地方水利基础设施较好、财力弱的地方则较为薄弱，水利设施建设极不均衡的状况。

　　在水利处，各区县报来申请各项水利建设资金的报告堆了一大摞。“实际上不可能下面申请多少，就批下多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家财力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而如何平衡各区县也是颇令人头痛的事情。

　　管护可尝试市场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区县为解决水利设施长期缺乏管护的问题，进行了以承包、租赁、拍卖为主的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业主在对其开发的同时，也投入一定的养护资金，所以水塘水库“服役”时间得以延长，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

　　有人因此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让一些水塘水库长期当“病号”，不如全盘推向市场。

　　其实这样的提议并非包治百病。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已实现市场化运作的水利设施主要是小二型以下。小二型以上的水库因投资较大，且存在防汛的安全责任，既鲜有人问津，主管部门也非常谨慎。而对小二型以下水塘水库的开发主要有发电、养殖、休闲业三种渠道。前者因要求水库需有一定的水位落差而门槛较高，后两者则因为产出效益较低、回报期较长，并不为投资者看好。

　　在水利设施市场化的问题上，刘正平认为，总体原则是“政府引导，逐步推开”，即在政府的引导下，先将条件成熟的小型水利设施推向市场。

　　看来，市场化不失为解决现存问题的一个办法，但还需要一个过程。

　　寻找解决问题之路

　　旱灾年年吞噬着农民的收成，更让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水利设施建设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出路何在？记者在有关方面寻找着答案。

　　其一，国家将加大对微型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刘正平告诉记者，近年国家对农村微型水利设施的投入有所增加，今后则会将投资方向这方面转移，重点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库、山坪塘、石河堰、小水池、小水窖等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投入。

　　其二，进一步探索和引导以市场化手段解决微型水利设施的养护问题。针对目前业主商业用水与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在旱期出现矛盾的现状，刘正平透露，水利主管部门正在考虑在今后的政策设计中，对放水救灾而导致损失的业主予以相应补偿。刘正平同时表示，从前些年水利设施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此举积极促进了农村微型水利工程长期缺乏管护的问题，因此主管部门仍将进一步探索、完善此举。

　　其三，在目前国家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推广农村用水合作组织，这也是应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公益事业难办这一新问题的新举措。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少数乡镇已在借鉴其他行业协会模式的基础上，逐步组建了一批以“自主决策、自主管理”为主要特色的农村用水者协会，即由农民自筹建设和维护资金并自我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水难的问题。

　　来源：重庆日报 2006-08-07 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