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光辉灿烂的壮丽史诗。60年来，与不断加快发展的水利建设步伐相一致，水利管理与改革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水利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依法治水进程进一步加快，水利规划体系逐步完善；水利体制、机制发生重大转变，水利改革创新不断深入；水利科技进步实现重大突破，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法治：催生依法治水
“漳河无小事，动一块石头惊动中央。”有人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漳河水事纠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漳河水事纠纷不断，电报频传。由于解决水事纠纷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主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调处，虽然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漳河水事纠纷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漳河水事纠纷在当时我国水事管理上有一定代表性。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各解放区的水利联席会议，会上提出了统一水利行政问题，目的是想为将来政府制定水利法提供参考。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法制建设一直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实施，我国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水的轨道。
从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利部和部分省份开展了一系列水事立法工作。1988年，历经10年的探索和努力，新中国第一部规范水事活动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出台。水法首次在全国确立了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将水资源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首次提到国家管理的日程，有力促进了全社会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水法的颁布实施是水利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水利工作进入了依法治水的新时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2002年对水法进行重新修订，将中央水利工作方针、新时期治水思路以及实践中成熟的管理制度法律化、制度化，强化了水资源统一管理，强调“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利用，讲究效益，发挥水资源多种功能，协调好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水法的修订实施，标志着我国依法治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水法为核心，包括解决水多（防洪法）、水少（抗旱条例）、水脏（水污染防治法）、水浑（水土保持法）等四大水问题的水法规体系，出台涉水法律4部、行政法规17件、部规章53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800余件，各类水事活动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随着水法规的确立，水行政执法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水事纠纷调解处理更加规范有效。目前，全国水行政执法网络基本建立，各级水政监察队伍达3400多支，专兼职水政监察员近7万人，年均查处水事违法案件4万余件。全国年均调处水事纠纷1万多起。2003年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因省际水事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规范水事，法律为本。发展水利，规划先行。我国的水利规划编制工作早在水法律法规体系确立之前就业已开始。纵观60年，我国集中开展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水利规划编制。上世纪50～60年代，全面开展了全国大江大河综合规划和一些主要河流、河段的灌溉、供水、发电、航运等专业规划，基本形成七大江河流域控制性工程规划布局。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规划。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展了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1998年以来，集中开展了七大流域防洪规划、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水资源综合规划、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
60年来，我国编制了一系列水利规划，尤其是1998年以来编制各类水利规划200余项，形成了重要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等日趋完善的水利规划体系，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依据。水利规划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加重视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加重视全面规划、统筹兼顾。
水利法治建设历经风雨，中国水利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飞跃，走上了一条依法治水之路。正是这条依法治水之路为中国有效解决水问题，逐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体制：促进科学管水
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泰勒认为，达到最高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60年来，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务一体化、水工程管理体制等改革逐步深入，为水利的可持续利用，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制约，我国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是分级分部门管理的体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生态与环境恶化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客观上要求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必须加强。由此，黄河、长江等流域相继组建流域水资源保护办公室，拉开了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1998年，国务院批准水利部的“三定”规定加强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赋予水利部“统一管理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的职能，并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设在水利部。2008年，国务院新的“三定”规定明确，水利部加强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合理配置，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强防汛抗旱工作，减轻水旱灾害损失。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中央、流域、省、地（市）、县五级水资源管理体系，确立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取水许可、水权、水资源有偿使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水功能区管理、入河排污口监管等一系列制度也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
从资源管理的角度上看，节水型社会建设实为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它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一种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有效节水机制，来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有数据显示，全国七大流域管理机构初步编制完成了流域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了用水定额，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已达78个，省级试点近200个。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5亿亩，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35提高到0.475。工业节水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953立方米降低到163立方米。
2009年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和用水效率控制三条“红线”的划定，昭示着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限制，在我国水资源管理工作中，长期存在“多龙管水”和城乡水资源分割管理的体制，水源、农村供水、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回用、节水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造成了涉水规划难协调，水源工程和供水、节水设施建设难同步，水源配置和供水调度难统一，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难一致，降低了行政效率和水的利用率，不利于水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和有效保护，已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体制性障碍，也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93年7月，深圳市率先组建水务局，拉开了我国水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水务管理的内涵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对城乡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对辖区范围内的防洪、水源、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与回用以及农田水利、水土保持乃至农村水电等方面的涉水行政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水务统一管理的核心是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涉水行政事务统一管理，同时推进一体化的水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水的管理体制”要求后，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2000年以后，随着上海市水务局、北京市水务局、天津市水务局和海南省水务厅的先后成立，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加快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水管体制的改革也扬帆启航。以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为标志, 拉开了水管体制改革的序幕。经过六年多的推动，水管体制改革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09年3月，全国已完成分类定性的水管单位11360个，国有水管单位精简率达12%，一个“横向三类”（ 纯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纵向四级”（中央、省、市、县）、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形成。各地增加了人员和工程维修养护“两项经费”, 增强了水管单位活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行了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管”“养”更加规范。
机制：激发行业活力
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水利只有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才能破浪前行。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对水利投资、水权、水价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破解了一个个水利建设与发展的难题，也明显增强了水利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60年来，我国水利建设总投资10034.6亿元，其中1986年以来国家财政投资为4568.3亿元，占同时期水利建设总投资（9441.1亿元）的48.4%。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财政拨款、国债、水利建设基金、政策性贷款、社会融资、外资等多种形式的投资形式，取代了我国水利投资的单一模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格局。据最新数据统计，2008年，水利建设总投资1088.2亿元，国家财政投资611.3亿元，其他形式（包括外资、社会融资等）投资476.87亿元。
不断深化的水利投资体制改革，使企业作为投融资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有效解决水利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成为近年来水利投融资改革的一个新亮点。作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重庆，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大胆进行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2003年11月，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水利建设投融资企业──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过5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格局，重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有充足的资金而提前了20年，水利发展与改革成果得以早日惠及民生。5年来，重庆水投集团累计完成投资近100亿元，占重庆水利总投资的1／3。事实证明，通过企业的投融资平台，可以整合财政投入，开展水利资产运营，形成向银行融资的基础，从而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作用，盘活水利存量资产，达到扩大水利投资规模的目的。
水权转让改革是水利诸多改革中颇具开创意义的一项。将市场机制引入水权交易，并进行水权制度的创新，既破解了传统的水资源分配难题，又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2000年11月24日，浙江省东阳市和义乌市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极度缺水的义乌市以2亿元的价格，购买了“邻居”东阳市5000万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手段分配水资源的传统模式，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近几年，水利部先后颁布了《水权制度建设框架》、《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水利部关于内蒙古宁夏黄河干流水权转换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指导水权转让实践。黄委会运用水权水市场理论，相继颁布了《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和《黄河水权转换节水工程核验办法》，先后在宁夏、内蒙古开展了水权转换试点工作，从农业领域为工业企业发展置换出了紧缺而又必需的水资源，同时为农业节水筹集到了资金，实现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双赢”。
水价改革逐步将水纳入商品定价范畴，真实地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2004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近年来，各级水利部门对水价改革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终端水价制、超定额累进加价、丰枯季节水价、“两部制”水价等制度得到社会的认同并逐步推广。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启动为标志，水价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科技：助推水利腾飞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水利科技紧密围绕水利建设主战场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转化，在防汛抗旱减灾、大江大河综合治理、水资源开发和保护、农村水利、水利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水利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了治水的重大突破，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在防汛抗旱减灾方面，洪水管理战略以及中国水旱灾害研究等应用基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预测预报预警技术、信息采集技术、指挥调度技术、防洪抢险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得到广泛采用，显著提高了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在大江大河综合治理方面，针对不同江河的突出问题，加强科学实验，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黄河调水调沙、小北干流放淤等重大科学试验和研究，加快了黄河水沙失衡问题的解决步伐；长江中下游干流堤防建设广泛采用了堤防防渗加固、隐患探测的新技术，实现了工程建设质的飞跃；河流生态修复技术方法的研究与推广使得受损水体的修复出现新途径。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方面，“天然～人工”二元水循环模式、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与方法、水功能区划与水资源保护理论、分区域生态用水标准、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研究等应用基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水权水市场理论的确立和实践，新型节水技术及设备的开发和推广，推动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在农村水利方面，通过改造传统灌溉技术和设备，优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推广应用农村水电新技术、新产品，引进推广找水、劣质水处理等饮水安全成套技术和设备，加快了农村水利的现代化进程。在水土保持方面，开展了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建设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3S”等新技术广泛应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水平整体提升。加快了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步伐，评审认定了49个部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三峡、小浪底等一大批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表明我国已具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利工程的能力和水平。采用全断面岩石掘进机、大型渠道混凝土摊铺机、超大型预冷强制式混凝土拌合楼等先进技术和装备，极大地提升了水利工程施工的现代化水平。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了水文气象基础数据的自动化全天候实时获取、传输、存储和处理，水文基础数据库建设加快，水利信息公众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流域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的推广和应用，实现了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水利电子政务工程、水资源调度与管理系统等一大批应用范围广、发挥作用大、具有代表性的水利业务应用系统相继投入运行，极大地丰富了水利业务工作的技术手段，有力地提升了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60年来，我国水利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起步到创新的发展道路，水利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部分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特别是2001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作为第一批启动的社会公益类改革试点部门，经过科学整合、深化改革、加强建设，水利科研机构布局得到优化，机制更加灵活，科研能力明显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对行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日益增强。同时，水利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得到加强，我国已建有涉及水利的的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部建立了6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和10个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地建设了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科研试验基地。此外，我国已建成灌溉试验站123个，水文实验站46个，水土保持试验站130多个。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和平台建设，大大增强了解决水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据统计，“十五”以来，水利系统共完成国家和部级科技项目600余项，其中3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6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46项，省部级科技奖励560余项。引进了500余项适合我国水利行业特点的先进实用技术，500余项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得到推广转化，水利建设与管理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
改革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改革也是推动水利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站在新的起点上的中国水利事业，在推进改革创新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许多新任务，未来的水利发展将更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将更加开放协调、惠及全民。、
来源：中国网 2009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