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正涛：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曾任沿淮城市阜阳记者站站长多年，关注淮河也有近10年历史，他和两位同事一起沿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深入现场，通过明察暗访，对淮河治污10年的历史、现状、资金投入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暗访淮河》一书主要观点被列入全国人大环境执法报告，受到高层关注。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淮河污染报道的？怎么想到写这本书？

    偶正涛：我开始在陕西做记者，是跑科技的，调到安徽也有八九年了，因为安徽是淮河主要流域，自然就开始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新华社总社的张继民对我写的科技文章有印象，觉得我的采访和文章还不错吧，所以2004年二三月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说全国人大环资委想来了解淮河治理污染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总社选调我到北京，和云南分社的曹滢、江苏分社的蔡玉高一起走一趟。经费是人大给的，我们也是一路走一路报道看到的情况，开始我也没有写书的想法，后来看到一起的小曹这个女孩子每天都写采访纪行，我也想多掌握一些情况，开始把沿途的见闻随时记下来。后来正好新华出版社要推出新华社记者的系列书籍，就有了这本书。

    新京报：作为新华社记者，又是受人大委托，你们在采访中应该相对比较顺利，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情形？

    偶正涛：因为这样的采访需要水利部门、环保部门的数据和专家的观点，说是“暗访”也暗不到什么程度。

    我感觉水利部门的人还是敢说话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治理污染主要是环保局的责任，而他们也掌握很多数据，说出来的内容就多。真正敏感的是一些企业，比如我们在双汇火腿厂外“暗访”的时候，保安就找我们麻烦，要夺相机，后来警察来了才解决。

    2004年是淮河开展大规模治理的第10年，淮河污染治理状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2004年3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抽调并资助，三位新华社记者开展了历时四个月的淮河调查。《暗访淮河》一书作者偶正涛是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曾任沿淮城市阜阳记者站站长多年，关注淮河也有10年历史，他和两位同事一起沿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深入现场，通过明察暗访，对淮河治污10年的历史、现状、资金投入及其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沿淮居民因污染而面临的生存危机，并揭示了中国水体污染格局转变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的偏差问题、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等问题。本书的主要观点被列入全国人大环境执法报告，受到中央高层关注。

    本书揭示了淮河流域水污染及其防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一部具有警示作用的反思力作。新华社记者沿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深入现场，通过明察暗访，对淮河治污10年的历史、现状、资金投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沿淮居民因污染而面临的生存危机。

    作为新闻调查式的作品，本书第一次对10年淮河污染治理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做了客观、公正、全面的总结。同时，以纪行的方式介绍了流域的典型地区，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

    十年治污“回到原点”

    新京报：在一开头就看到你们提出淮河十年治污“回到原点”，这个结论是否影响到你们后面的采访走向？

    偶正涛：也出乎我们意料，在蚌埠开始实地采访的第一天，我们就从水利部门的一个专家口中听到污染回到十年前的水平的话。我们再实地采访、查阅资料，就写了一篇稿件说“淮河治污十年又回原点”，当时总社没有发这个稿子。后来的采访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你想1994年的时候确定的淮河治污目标是“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淮河流域各主要河段、湖泊、水库的水质达到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实现淮河水体变清”，可是2005年4月我们看到，淮河干流水质几乎都是劣五类，个别城镇的自来水水质都严重超标。直到今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等宣布淮河流域从4月底到7月份启动环境应急预案，以保障枯水期淮河流域群众的饮水安全。

    要是污染已经治理了，为什么还要启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环境应急预案呢？

    新京报：“回到原点”的说法传出来后，据说国家环保总局还和你打过嘴仗？他们有没有直接和你们沟通过？

    偶正涛：我们的报道陆续出来后，环保总局是比较紧张的，仅6、7两月，国家就召开3次环保会议，布置治理的动作，对我们揭露的那些还在排污的企业也有严厉的措施。不过他们可能对我们的报道有意见，还组织新闻单位到我们走过的地方再安排采访，有“以正视听”的意思，但是我看中央台的报道还是很客观的，他们一路采访的人没有否定我们的报道。后来环保总局下属的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的一个专家还和我们辩论治理的效果、测量数据的准确，后来也不了了之。他们还对我们说的10年投入600亿的数字有异议，其实我们还很谨慎的，只估算了直接投入的部分，而其他间接的投入数字是很大的，我们也没加上去。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到洪泽湖去看看，我曾经去过南水北调工程一带考察，知道那里可能会影响到南水北调。

    偶正涛：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去，但是我也知道肯定会对南水北调工程有影响，水到洪泽湖，那边就是大运河，加上江南水网四通八达，这个污染是很容易扩散的，不仅是南水北调，江苏的周边县市也有影响。

    饮鸩止渴的“技术手段”

    新京报：你在书中强调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又让规划淮河水体应在2000年变清，就是这个期限到来前夕，有关部门把影响水体清浊的主要指标COD含量从25毫克每升放宽到40毫克每升，类似这种“技术手段”在整个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是不是普遍采用的？

    偶正涛：国家对水质分类是有个标准的，五类水即是“不可饮用，不可工业用，不可农业用”，是已经丧失水功能的水。当时既然领导要求水体是“变清”，有人就在影响水质因素较大的COD上下工夫，把决定五类水划分的COD指标25毫克每升升到了40毫克每升，几乎夸大一倍，所以到2000年就有环保总局领导宣布水体“基本变清”，可是如果这样随便调整数据的话，那我们还何必治理呢，大家都来做数字游戏好了。在周口沙颍河自动检测站，他们站长就提到环保总局的数据也是经过“数据处理”，我们就看到环保总局和水利系统是两个数据。

    新京报：环保总局和水利系统的不同数据，原因除了可能进行“数据处理”，是否也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条块分割的状态有关？另外就你书中写到的状况看，环保总局是比较弱势的，虽然它也有问题，但是也不是他们说了就能算数。

    偶正涛：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建设污水处理厂这是规划、建设部门主管，和地方政府关系紧，而闸坝水库、水资源保护属于水利部门，环保则由环保局出头，没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把这些不同的部门关系联系起来，所以治理无法彻底。比如，污染状况监测已有水利和环保两套系统，目前还要在各省建立新的系统，那么这些数据到底有什么标准还没有人出头来做。去年底，沿淮4个主要省份都与国务院签订了环保责任书，国家环保总局也会督办这个事情，我想状况应该能好一些，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

    新京报：另外，我也看到你写到所谓的水利部门有个“调控污染”的机制，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顺便把积累的污水分批排下来，你看这个办法对于防治污染的作用是什么？

    偶正涛：这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因为一般是枯水期各种污染集中起来，要是各个水闸都放下来就会造成污染带，影响很大，后来就形成这种“调控污染”的方法，等有雨就把污染分批放下去。可是有时候雨真正大了，比如我们采访结束不久沙颍河上游突降暴雨，周口、沈丘、阜阳、颍上一路开闸泄洪，原先积存于各个拦蓄闸中的3.8亿立方米污水一路倾泻到洪泽湖，形成超过100公里的污染带，两岸臭气熏天，洪泽湖的鱼都会被毒死。这个措施就好像是个吸毒的人减少剂量增加次数一样，真正的污染没有解决，问题还一直存在。

    反思费孝通的小城镇战略

    新京报：书里你也提到污染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目前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否在加重污染？

    偶正涛：污染确实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1980年代开始兴办企业，污染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90年代早期整个流域已是污水横流。到1998年前后关了一批，后来又因为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好多企业停产倒闭，让污染有所减轻，所以2000年的水质确实有所改善。但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了，让污染有所加重，但是也有不同，就是企业的污染增加不是很明显，相反，这次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的规模很大，所以让人的污染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城市的扩张，进入大中小城市的人都增加了，生活污水、垃圾很多，生活污水渐成污染主流。可是目前各地生活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已建设施难以运转，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2％；现在影响水质的主要不是COD含量，而是氨、氮、磷等指标比较明显，这直接影响饮用水。

    新京报：客观地说，现在地方政府领导和中央政府部门在治理污染上的态度还是有不同，我很怀疑在目前这样一种官员考评体系和“政绩观”下，地方首长是否有心长期治理污染。

    偶正涛：这就需要“科学发展观”了，可是实际上多数官员对发展的理解还是看经济增长率。所以他们不会拒绝高污染的企业，现在河南、安徽的造纸、食品酿造、化工、纺织印染企业还是很多，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两年就能见效的，但是污染处理、治理污染要投入很大资金，可是一时半会看不见成果，所以是没有办法。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还有领导认为先发展了再治理也不迟，可是等的结果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治理的费用更大、时间也更长。

    新京报：你在文章最后提出了治理污染的一些设想，其中对于大城市和小城镇在污染处理成本上的比较很有意义，可以说是对以前的小城镇战略的反思。

    偶正涛：现在小城镇的污染很严重，治理也是最困难的。前不久逝世的费孝通先生生前到苏南考察，提出建设小城镇的战略，这个事情现在看来至少是治理污染上有问题，因为一个小城镇建设污水治理厂，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对大城市来说，集中起来处理污染还是有效率的。所以我在最后也提出应该思考“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得失，如果这方面有根本的调整，把农民引导到大城市，同时加强污水处理体系的建设，情况会好很多。

    新京报：从淮河十年治污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事情和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建设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暴露出现在发展中的很多“中国问题”，可以说在治污以外也有很大的启发。

    偶正涛：我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淮河治污的过程对治理污染是有标本意义的。1995年通过的《淮河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是我国中央政府第一次为一个流域水体污染治理制定法规，当年的淮河治污的声势也是前所未有，中央领导的亲自关注、中央台的倒计时，对于环保意识的宣传作用也是很大的，可是这十年下来，应该说有成绩有教训，现在回头看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想这个反思对于我们以后进行河流的污染治理、环保和研究是有意义的。（采写/摄影 记者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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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是中国第三大河流，流经豫、皖、鲁、苏四省，流域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默默流淌了上百万年。谁也没有料想，1994年淮河因为严重的污染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我国第一部流域污染治理法规、第一部流域治理计划等，都为淮河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