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南泥湾水稻田 本报记者 刘帅冶 摄

　　□本报记者 郑浩伟

　　80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陕北的一片红色沃土——延安，亮起了灯塔，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4万余名知识青年拼死奔赴的革命圣地，更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

　　然而，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延安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不仅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沙地气候，降雨偏少、地质浅薄，灌溉条件差，农业生产落后……还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日、伪军大规模“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势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存亡抉择之际，毛泽东同志给出了八个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掀起大生产运动！

　　人民的“幸福渠”

　　1935年到1948年，13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终扭转乾坤。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光辉历史；滚滚延河水，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延河一级支流的西川河，通过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调度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延安枣园川有数千亩川地，西川河从中流过。但因水低川高，无法灌溉，老百姓守着水源种旱地，一般年景收获也不多，遇上大旱仍然灾荒难熬。与此同时，当地的百姓由于长期以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挣扎求生，普遍认为修水利是一件既耗费大量劳动力，又需要花费很多钱财的事情，这种观念在百姓中根深蒂固，成为推动水利建设的障碍。

　　陕甘宁边区政府深知水利建设对于边区发展的重要性，即使面临财政上的极度困难，也毅然拨款4000元，选定裴庄村头处西川河做坝址着手修渠。

　　面对施工难度大、材料短缺的困难，当地军民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唯一的水利工程师丁仲文主持设计下，就地取材，土法上马。最终于1940年建成了可灌溉裴庄、庙嘴、莫家湾、枣园、侯家沟、杨家崖等6个村近1500亩田地的裴庄渠。从此，裴庄渠使枣园川道年年丰收，还解决了中央机关和许多军政单位的吃菜问题。

　　“《新中华报》还对裴庄渠的建设管理作了专题报道，老百姓也发自内心地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感谢边区政府，把裴庄渠称为‘幸福渠’。”延安市水务局原副局长、陕西省水文化专家赵西安介绍，裴庄渠为边区兴修水利起到了空前的示范带动作用，南泥湾渠、子长渠、富县葫芦河引水渠、靖边杨桥畔、绥德绥惠渠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和众多民间小型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普遍发展起来，对改善军民生活，实现丰衣足食，支持抗战救国作出很大贡献。

　　陕北的“好江南”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耳熟能详、传唱大江南北的歌谣，生动展现了党领导人民突破困境、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奇迹。

　　“南泥湾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水利建设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陕西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一级调研员、陕西省水文化专家耿涛向记者介绍，1942年，《陕甘宁边区农业推广计划书》把“水利垦殖”列在第一条，提出“兴修水利”；1943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多修水利”。

　　南泥湾的水利开发，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关键抉择，是建立在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上的必然成功——

　　官兵利用暴雨期泥水混合径流，通过“截流—沉淀—淤灌”流程改良土壤；

　　以汾川河、九龙泉为水源，开凿“八一渠”“胜利渠”等主干渠道，形成“三纵四横”灌溉体系；

　　通过建立轮灌制度和水利合作社运行机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能力；

　　实行“按劳动日分配水权”，激发生产积极性；

　　制定《南泥湾灌区用水公约》，由连队与地方农户组成用水协会；

　　…………

　　另外，据1943年4月24日《解放日报》文章《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政策》报道，因逐步推行“水平梯田+地埂植物带”模式，南泥湾流域水土流失量减少60%，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至1.5%。

　　耿涛补充道，到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可灌溉面积达1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并于当年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对于粉碎日、伪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支援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边区的“杨桥畔”

　　“黄沙滚滚漫无边，风起飞沙遮住天；禾苗出土风吹走，十年九旱秋不收”，这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北部榆林地区黄沙盖野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紧接着，在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当地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向沙漠开战——引水拉沙（土语也叫“水漫地”），引洪淤地，治沙造田，改良土壤，推广科学种田。

　　“在这场运动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的广大群众，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水利建设的一面旗帜和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并形成了著名的‘杨桥畔经验’。”耿涛介绍，在杨桥畔引洪拉沙，造出良田1000多亩，还发动农民种植苜蓿2000亩，开出沙滩草地4000亩，种上柳树、沙柳、柠条等，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发展，为后来的治沙工作提供了思路和范例。

　　1942年底，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指出：杨桥畔的引洪漫地效益充分证明了兴修水利是有益的，特别靖边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地效法。1947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导报》深入总结推广了靖边杨桥畔修水漫地的典型经验，其拉沙造地的经验做法，先后6次在《解放日报》上报道，杨桥畔成为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雄村”“模范村”。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杨桥畔经验在边区各地广泛推行，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供给和支撑；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杨桥畔为代表的陕西榆林人民，继续开展防风固沙、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为全国防沙治沙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023年，以幸福渠和南泥湾渠等为代表的红色水利遗产入选了水利部“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继续向人们叙说着延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兴水为民、发展生产的光辉事迹。

　　当我们在数字化时代调取这些水利档案时，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土法上马的建设能穿透时间焕发新生？或许答案就藏在南泥湾劳模郝树才的日记里：水一来，地就活了；心一齐，难就退了……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25年8月21日